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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在建、陈寅恪著作繁简体之争、王阳明的夜泊无眠 |人文周刊荐读
2020/04/10 08:53  新华报业网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27期)

  【记录】

  【悦读】

  【文脉】

  【百家】

  【记录】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将在扬州三湾拔地而起——

  一座博物馆与一座古城的复兴

  扬州,三湾公园,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钢结构主体已经施工到第二层。围挡外,红色和黄色的吊机旋转忙碌,围挡内,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很快,一只巨船的形象将拔地而起,这只船就是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主体建筑。

  船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别的含义,它总是承载着什么,从远处来往远处去,就像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收藏着2500年历史,蕴藏着穿越时空的智慧,启迪着我们把目光投向未来。

  一座博物馆

  浓缩大运河2500年水韵精华

  “每天有800人在现场施工,还有500人在工厂内制造钢结构,今年10月底就可以进行展陈施工,如果计划没有变化,明年7月坐落在古运河三湾边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就可以迎接八方来客。”扬州市三湾投资建设公司董事长李大冲告诉记者。为了防控疫情,当地专门派车去外地接回工人,并经隔离确保安全后,于2月22日复工。

  打造世界运河文化旅游目的地,展陈复原运河人文风情,是扬州三湾景区的建设目标,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无疑是其中的点睛之笔,也是中国大运河文化带的一个地标。

  博物馆的主体建筑由设计大师张锦秋院士领衔设计,南京博物院负责布展运营。按照规划,建筑主体由4层博物馆建筑与100米高的唐式风格宝塔构成,博物馆外观仿佛一艘昂首前行的大船,而站在宝塔上则可以把整个三湾湿地公园尽收眼底。去年3月,博物馆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其中地上5万平方米,地下3万平方米。内设多个主题展厅、考古研究所、文创商品销售、餐饮、儿童体验、小剧场、文物库等功能区,是集文物保护、科研、展览、休闲体验为一体的现代综合性博物馆。

  记者从南京博物院了解到,博物馆展陈方案已经专家论证,目前正在按专家组要求进行修改。据介绍,博物馆布展将以大运河发展变迁为脉络,以大运河全流域、江苏段特质为重点,展示大运河带给民众的美好生活。目前已经确定的常设展有两个,其中“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的大运河”以隋唐运河、京杭运河、浙东运河为主线,将大运河发展史中的重要节点例如邗沟与大运河的关系等一并加入展示;“应运而生”则通过实景展示运河沿岸人文风情,表现大运河为沿线城市带来的发展和繁荣,观众可以看到运河上来往的船只,运河两岸人民的生活方式,甚至还可以吃到运河边的特色小吃。此外,“隋炀帝与大运河”“运河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河上的舟楫”“大运河与紫禁城”等临时展览也已原则上确定。

  扬州三湾

  博物馆落户三湾,是精挑细选的结果。选址启动于2017年9月月,综合生态禀赋、历史因素和文化资源,扬州的邵伯镇、蜀冈西峰、湾头镇、南门遗址区域、三湾片区和瓜州镇6地入围,经多轮论证,三湾最终入选。

  三湾开凿于明代,发挥了延缓水流、保障航运的作用,是古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水工遗址。在地理位置上,三湾片区与主城区距离适宜,与瘦西湖景区南北呼应,也是推动城市东南片区改造、加快南部城区升级、促进城区均衡发展的关键节点区域。正因为如此,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所在的三湾片区将被打造成具有鲜明标识性、可读性、辨识度的运河文化地标,成为扬州的一张新名片。

  一座公园

  辉映古代智慧与现代文明

  三湾片区占地3.59平方公里,这里将被打造成体现古人智慧、再现大运河历史辉煌的场域,成为扬州这座古城的经典片区。

  博物馆之所以选址三湾,是因为这里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水工文化遗产。古人为缩短航运距离往往截弯取直,而扬州城南这一段却反其道而行之。扬州城北高南低,在里尤其水流湍急,容易造成船只搁浅和倾覆。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扬州知府郭光复亲率民工将扬州城南运河(现三湾段)舍直改弯,将河道由100多米的直道,改为1.7公里长的弯河道,既抬高了水位,又减缓了水流速度,避免水势直泻而下,解决了运河航运安全的一大难题,彰显了古人“三湾抵一坝”的治水智慧。

  如果说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将纵贯中国南北、穿越数千年的历史集于一体,那么与之相配套的其他规划则体现了传承创新的现代文明。

  李大冲告诉记者,围绕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还有四大板块正在规划中。其中非遗文化街区占地500亩,目前正在与北京永新华洽谈合作,该公司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手搭建全球非遗数据库。街区将选择适合产业化的非遗项目进行展示、传承和活化,在提升游客的旅游休闲体验的同时,探索用非遗保护传承的产业化方式。未来,这里将成为集“非遗、艺术、剧院、影视、养生”等为一体的文化街区;

  6万平方米的文创区由原来的集装箱厂房改建而成,仅层高就达10米,为内部空间的改造利用提供了充足空间,也为将来开展文化沙龙、文博展览,引进文创设计团队留下了想象空间;

  400亩的科创板块将成为文化产业聚集地,除了引进大型龙头文化企业,也将为年轻人创业提供全套的办公空间,以及住宿和生活配套设施,这里要建的不光是办公大楼,更是未来文化产业的孵化器。

  瘦西湖

  1800亩的文化公园将建设以运河体验、水上风光为核心的休闲空间。未来这里将成为游客乘坐水上巴士的重点集散地,码头就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门前,游客可以从这里上船,看两岸十里风光,一路直达东关街历史街区的老码头,或沿着发达的水系,从城南一直驶向位于城北的瘦西湖景区。

  在扬州的整体规划中,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所在的三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片区。将来站在新建的大运塔上,向南可见隋代高旻寺的天中塔,向北可见明代文峰寺的文峰塔,收入眼底的不仅是“三塔映三湾”的运河景观,还有绵绵不绝的千年文脉。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就会发现这里对于扬州这座古城有着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一条文化带

  让运河之水泽被当下启迪未来

  如今的三湾,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被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经典案例,但在六七年前,三湾并不是现在的样子。

  就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所在的地方,以前聚集着威亨热电厂、扬农化工厂的厂区,各式各样的仓库、码头,与之相伴的是人们生活的棚户区,点缀其间的还有垃圾场。大运河申遗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沿线现场考察,凝聚着中国古代水工智慧的三湾并未被列入考察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段河道上停泊着大量垃圾船,实在有碍观瞻。

  大运河扬州三湾段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尤其是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选址和建设,让三湾脱胎换骨,焕发青春,一个集非遗、艺术、剧院、影视、养生等为一体的文化片区呼之欲出。它的西侧是充满蓬勃发展动力的扬州经济开发区,东侧是充满着生活气息的城市综合区,北侧是被整体保护、严格控制开发的扬州古城,三湾对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丰富城市片区功能的规划意义不言而喻。

  把150公里长的大运河扬州段作为大背景,会发现这座博物馆和三湾片区对于未来的扬州意义远远超越了地块活化本身。在三湾片区的规划中,对于其定位有这样一段话:“三湾片区(3.59平方公里)将打造成为体现古人智慧、再现大运河历史辉煌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示范区,扬州建设现代公园城市、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新兴科创名城的战略性城市片区,以及体现当代人智慧、能力和水平的永恒城市经典。”

  在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总体规划中,扬州的定位是打造“三带一廊”:从邵伯到瓜洲的扬州古运河文化旅游带;从邵伯到六圩口门的京杭运河绿色航运示范带、核心保护区达340平方公里的南水北调东线源头生态带,以及1800平方公里的江淮生态大走廊。运河之水从古代流到现代,它不仅孕育了灿烂文化,也蕴藏着城市未来发展的密码,在扬州的城市定位和发展战略中,文化无疑具有龙头意义和引领作用。

  邵伯古镇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就是中国大运河全流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所在,它和邵伯—湾头古镇、扬州古城、扬子津学院片区与瓜洲古镇共同构成了大运河扬州段的六大片区,并且由运河串珠成线。扬州是中国大运河的发源地,也是申遗的牵头城市,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中,扬州是唯一全域划入核心区的地级市,多个国家战略、国家工程在这里交汇叠加,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场域。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扬州是一座因运河兴而兴,因运河衰而衰的城市,如今它的再度复兴与大运河息息相关。当下连接着历史和未来,而这种联系可以从一座博物馆与一座城市的故事中观察到清晰的路径,品读出悠远的韵味。

  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悦读】

  当谈论古籍简体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无论人们以何种方式回首百年前大师云集的时代,一代史学大家、文化巨匠陈寅恪都是无法忽视的经典人物。为纪念陈寅恪诞辰130周年,近日,译林出版社推出全新《陈寅恪合集》(分二集,计九种十册)。然而,这则出版消息甫一披露便引发了较高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新版《合集》首次采用简体横排而非繁体直排,被指违背作者“遗愿”。

  《陈寅恪合集》 译林出版社

  敬惜字纸,

  道德期许彰显文化价值

  据了解,陈寅恪生前要求自己的著作必须以繁体竖排的形式出版,这在知识界众所周知。此后数十年间,出版界遵循此意,不出简体字版作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自2019年10月7日起,陈寅恪逝世满五十年,著作权保护期终止,作品进入了公有领域,也就是常见的“公共版权”。任何出版社和个人在不侵犯其修改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前提下可以自由使用。

  译林出版社推出国内首部简体横排版陈寅恪著述,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日前,该书编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陈先生对于著作排版的要求,体现的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个人态度,所谓“遗愿”一说并不恰当;此外,作为致力于优质文化输出的生产方,出版社只要做到内容纯正就是忠于作者,而非拘泥于形式。但这个观点并未得到所有读者的认同。

  陈寅恪

  对于“如何看待译林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陈寅恪合集》”这一知乎提问,用户“qinglang12”的回答获得高赞。在微博,不少“书粉”通过评论和转发向出版方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时代背景和传播方式的改变不足以成为重新解释作者意愿的理由,对于大师生前坚持用繁体出版著作的选择,至少要在心理上给予理解和尊重,这才是文化价值的体现。”

  坚持繁体字版本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原汁原味”,但在简体阅读已成主流的今天,这样做无疑会导致读者日渐匮乏;如果出简体字版,满足了大部分读者的需求,但又违背了作者的意愿——在资深出版人陈晓露看来,这对出版社而言无疑是“两难”。“就法理上而言,简体字版合乎法规;从情理上讲,则有待商榷。”她表示,做简体版的初衷并非是不尊重作者,而是让更多渴求知识的人能接触、了解优秀传统文化,这与陈寅恪希望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意愿是契合的。出版方可以通过更加真诚的态度,展现对作者的尊重和敬意,加强和读者的沟通与交流,在发行简体版的同时,仍然选择理解那些愿意守护作者意愿的人。

  校勘误差,

  考籍核典提高编校质量

  继承传统古文经典的核心,是对文言文词汇和句法、句义的理解。除了争议是否违背“遗愿”,繁简转换、引用新式标点等可能造成的文义偏差,也成为此次舆论的焦点。多位相关领域研究者均担忧,陈寅恪虽是近人,但作品中大量引用古典文献,古字简化后难以保持原意,容易在语句中引起误读,简体版读者也许没有能力察觉。

  出于尊重和负责,译林出版社需要让编校、审读工作的信息更加透明。据该社编辑王珏介绍,新版《合集》延请领域内的专家和编校团队,每本书编辑、校对都在五次以上,对于繁简转换中出现的文字错误一一修正。“我们的原则一直是不改变原著面貌,在这个前提下将繁体字和异体字转为正字。如果转换后意义发生了变化,或者没有对应的意义甚至没有对应的正字,就保留繁体字和异体字;如果一个繁体字对应多个简体字,我们会一个个去查,然后采用语境中意义相合的正字。这是非常艰苦的一项工作。”

  该社出版顾问、《陈寅恪合集》策划组稿人江奇勇表示,更艰苦的任务是标点符号的调整。古籍中的标点与现代的标注方式有所不同,按照现代文学的标准给陈著断句容易出现错误。因此,新版《合集》依据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对底本的原标点做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并通过考籍核典,尽可能全面、正确地添加书名号,以改善阅读体验。除此之外,在编辑过程中,编校团队对底本文字做了勘对,径改了其中存在的文字讹误。对异体字,除陈氏征引文献中的人名、地名、古籍名中的之外,均改用通行正字。

  这些做法得到了陈寅恪研究者、《陈寅恪诗笺释》作者胡文辉的支持。3月28日,他在《陈寅恪论著简体化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只要不失原义,通过简体字一样可以呈现那个古典的世界:“正如弗兰克的大提琴协奏曲,也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来。”

  学术普及,

  载体再造推动文化传播

  在新版《合集》的推介语中,译林出版社表示,希望简体横排为非主体读者,尤其是入门者或者感兴趣者提供更便利和易读的版本。同时,简体横排也使数字化普及阅读成为可能。据悉,随着译林版《陈寅恪合集》的问世,陈寅恪著述将首次拥有经过严格审校、正式发行的电子书;《陈寅恪合集》(第一辑)电子版将于4月陆续上线,涵盖亚马逊kindle、掌阅、微信阅读、QQ阅读、豆瓣阅读、得到等主流阅读平台。

  从繁体直排,到简体横排,再到电子阅读,在江奇勇看来,古典人文本不该被禁锢在故纸堆中,它们可以生气勃勃、与时俱进,让古籍亲近阅读,让文化得以传承。“多年来,繁体直排的陈寅恪作品一直被视为艰深的古典人文专业著述,令普通读者望而却步。但在我看来,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普及性。比如,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序言中,陈先生就明确写道,‘(此书)就是读《资治通鉴》之前的参考之作’,实际上就是普及读物。”

  江奇勇认为,陈寅恪著作与其为人、为学的精神一脉相承,一如既往地启迪、涵育着普通大众的精神世界,作为出版人,希望通过传播形式的迭代,让大师宝贵的精神遗产与更多读者亲近交流。

  “陈老对繁体字的守护和捍卫,源于目睹传统文化在时代环境的冲击下日渐衰落的无奈;坚持繁体竖版的原因,是担忧文字改革撼动中国文化的根基。”在身为陈寅恪研究者的胡文辉看来,世事日新,在简体字已成主流的语境里,陈先生一时的意愿,不必称为绝对的教条,反而只有让作品被更多人读到,才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传承。

  交汇点记者 吴雨阳

  【文脉】

  王阳明在上新河的“夜泊无眠”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其思想历经500年而不衰,影响遍及东亚。上新河是明初开掘,连接南京秦淮河与长江的一条运河。500年前,两者相遇,引出这一段故事。

  明朝顾起元是万历年间人,年代距王阳明并不久远,其《客座赘语》卷一《市井》的描述,可视为当时上新河的写照:“城外惟上新河、龙江关二处为商帆贾舶所鳞辏,上河尤号繁衍。”永乐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南都,仍是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时,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上新河成为繁华的集镇。富商巨贾、达官政要、文人墨客多会于此,伴随着商品的聚合与分散,人员的幸会与离别,以及江天的风云变幻,难免有文人感怀,过客情思,游子惆怅。

  有河就有桥,上新河上有许多桥。其中浮桥最为重要,因为它是税关。据说所有船只航行到此,为桥所阻,须照章纳税,然后税官将桥板拖去放行,所以也叫拖板桥。当时,全国设立钞关的处所有崇文门、北新、正阳、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等处。上新河赫然在列。诗句“凌风画鹢冲舻近,锁岸晴虹亘水长”(程敏政《拖板桥》)反映了上新河的繁华,也是一幅舟船迎风疾驶,桥梁如长虹卧波的美丽画卷。

  明代上新河具有重要地位,王阳明和南京也有很深的渊源,两者的相遇,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钱德洪是王阳明的弟子,其所撰《阳明先生年谱》记载了王阳明先生与上新河相遇的过程。正德十五年(即1520年),“先生赴召至上新河,为诸幸谗阻不得见。中夜默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思曰:‘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谓门人曰:‘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

  王阳明夜泊上新河,为什么是一个无眠之夜?这不得不从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说起。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统兵号称十万,以其部将守南昌,自率舟师顺江东下,占九江,收南康,出江西,攻安庆,直指南京。时任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的王阳明举兵勤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于七月二十日攻克南昌。

  宁王闻讯回救南昌,七月二十四日与王阳明大战于南昌黄家渡,叛军败退。二十六日,王阳明以火攻,宁王兵败被擒。总共四十多天,王阳明便平定了宁王之乱。八月,王阳明捷报尚未送达北京,明武宗给自己封了“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的名号,于八月二十二日率万余官兵南下亲征。武宗到达涿州时,王阳明捷报已送到,武宗很不高兴,“盖不以其擒叛为功,而以不待上亲征辄擒濠(朱宸濠)为擅,武宗仍一意南征。”

  十月,王阳明赴南京欲迎驾武宗,在京口(镇江)被大学士杨一清制止。十一月中旬,王阳明回到南昌。十二月二十六日,明武宗到南京,其身边的江彬、张忠、许泰等亲信诬陷王阳明与宁王勾结,必将反叛,明武宗下诏召见,王阳明闻命即赴南京。

  正德十五年(1520年)正月,王阳明一上路,第一天大雾,第二天下雨,第三天刮风。王阳明心情复杂,写下这样的诗句:“人多失足投坑堑,我亦停车泣路穷。”“坐对残灯愁彻夜,静听晨鼓报新晴。”“我心惟愿兵甲解,天意岂必斯民穷”。

  正月八日,王阳明抵达芜湖,被江彬、张忠阻挡,不得进,遁入九华山半个月。王阳明何以遁入九华山?因为他已处于进退失据的困境:往前,有江彬、张忠阻挠;往后,如返回南昌,则坐实“召必不至”、“先生必反”之指控。更何况,此时南昌城中正大肆追捕宁王叛党,追查所谓王阳明与宁王“暗相邀结之罪”。二十三日,武宗遣锦衣卫来九华山侦伺王阳明,并无发现他反叛的迹象,乃再召他赴南京。王阳明遂至南京上新河,又被江彬、张忠阻挡,不得已再次返回江西。经过安徽铜陵时,他留下诗句:“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船还未牢。世路难行每如此,独立斜阳首重搔。”

  束景南教授所著《王阳明年谱长编》中认为:王阳明到南京上新河,其“解囚至留都”之“献俘”任务便告完成,也是平定宁王之乱的真正结束。

  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既惊心动魄,更事关生死存亡。王阳明说:“世人利害,不过一家得丧尔已,毁誉,不过一身荣辱尔已。今之利害毁誉两端,乃是灭三族,助逆谋反,系天下安危。”这是王阳明在上新河“夜泊无眠”的原因所在。

  平定宁王之乱,磨砺出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成果,成为儒学史的一座高峰。王阳明说:“自经此大利害、大毁誉过来,一切得丧荣辱,真如飘风之过耳,奚足以动吾一念?今日虽成此事功,亦不过一时良知之应迹,过眼便为浮云,已忘之矣!”“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良知”是“知”的方向,“致”是“行”的实现,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升华。

  2020年,距离王阳明与上新河相遇整整500年,重温这一历史瞬间,仍然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陈履伟

  【百家】

  疫情来袭如何应对?答案就在身边

  文 |景 军

  谈论历史,可以有王朝史、政治史、经济史等不同的视野。如果按疾病划分历史,我认为有三个时代:传染病时代、慢性病时代、退化性疾病时代。

  1949年时,我国仍然处在传染病时代,常见传染病很多,包括天花、伤寒、白喉、猩红热、麻疹、百日咳、肺结核等。后来,有了疫苗、特效药,人们也知道了如何防护。7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慢性疾病时代,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内分泌疾病等慢性病成为健康最大杀手。现在,有的发达国家已进入退化性疾病时代。在退化性疾病时代,个人身体好像比较好,大脑却萎缩了,出现阿兹海默症、帕金森综合症等问题。

  在与传染病对抗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形成了三大防疫模式。

  其一,上海模式。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人进入通商口岸,首先控制了我国海关。因为西方列强害怕中国人将疾病通过船舶传到国外,要在海关实行检疫制度,并禁止中国人进入租界,以此形成一种包围圈、封锁圈,相当于排除中国人的隔离带。

  其二,北平模式。民国时期北京设卫生警察,直接参加疫情防控,和医院共同实行疾病监测。当时,居住在城里的人如果去世,要由警察署开具出城埋葬路条,证明死因,才能从朝阳门或阜成门拉出去在外面埋葬。更重要的是,当时在北京出版的报纸有意识地把现代疾病、传染病的相关信息做成专栏内容,开始向民众普及卫生教育。

  其三,定县模式。定县现属河北省保定市,1926年至1937年,它是乡村建设运动时的一个试验点,卫生制度建设如火如荼,出现了负责问询、科普、治病、防疫等工作的赤脚医生和村内卫生员,他们是离基层人民最近的生命守护者。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是非常有力的预防传染病措施。消灭蚊蝇和清理污水等一系列行动迅速改善了人居环境,在仍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了1957年的57岁,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由此可见当时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医疗模式很有效。

  面对传统传染病,我们从小就知道要打预防针。即使它仍然对人构成很大威胁,但得益于历史经验和医疗资源,疫苗、检测、治疗方法都已成熟,令人安心不少。新型传染病则不然。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新型传染病包括SARS、埃博拉病毒、拉沙热病毒、尼帕病毒、寨卡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裂谷热病毒等,新冠病毒肺炎也是一种新型传染病。目前,全球对新型传染病的研发能力不足,不能生产新药和疫苗。对于新型传染病从哪里来,或它是怎么破坏人类生命等等认知问题,也搞得不大清楚。

  令人警醒的是,新型传染病的特征之一是容易导致人畜共患病。比如,寨卡病毒来源于蚊子,埃博拉病毒怀疑是源于猴子,MERS来源于单峰骆驼等。新冠肺炎的来源现在并不确定,但是部分科学家还是认为源于野生动物。这十种新型传染病,目前除了埃博拉有备选疫苗以外,其他还没有疫苗。新冠肺炎疫苗研究如果在中国率先取得突破,那将是我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世界卫生组织对重大疫情设有一个评分制度。只是发生疫情,是“单事件”危机。如果疫情导致卫生系统失效,很多老年人、慢性病人得不到及时诊疗,就升级为“双事件”危机。如果因疫情引发大规模经济萧条甚至战乱,就属于“多事件”危机。新冠肺炎肆虐以来,全国疫情相对较轻的地方无不倾力支援湖北武汉,这些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彰显着祖国人民之伟大,亦可见我国的制度优势所在。不过,疫情的确发出了警示,那就是我们应该从疾病预防迈向防疫准备。

  疾病预防是说三种手段:一是干预,比如劝说吸烟的人不要吸烟。二是检测,就是通过检查看人是否得病。三是治疗,比如艾滋病患者经过治疗,抗体检测都测不到病毒,传染给别人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防疫准备与之不同,它需要一个完备的疾病监测系统以及一整套的隔离感染源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物资储备,包括口罩、防护服、医学器材、药品等等。另外,防疫准备要能够控制住社会的恐慌情绪,这就对相关部门的疫情沟通能力提出了高要求。

  疫情沟通能力基于对疫情的预测性判断。这次疫情是通过传染病病例报告发现的,即医院发现后报告到区卫生局,区卫生局发现情况比较严重,报告到市级卫生主管部门,从市报到省,从省报到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再报告到中央。这是一种单源头、多环节的监测手段。为了更好地进行疫情预测,应该通过呼吁社会化参与,建立多源头的疾病预警系统。

  第一种是企业参与。当大型传染病出现后,大公司必定有几个忧虑,其一是股票价格问题,其二是在全球的工人和高管的安危问题,所以它们不惜在疫情信息上花力气、砸重金,这种需求催生了相关预警机构。像加拿大蓝点公司这样的预警机构会集中分析海量疫情报道中的敏感信息,为大公司提供决策预判。如果企业的力量加入疾病预警系统,这些信息就可能与公共卫生机构共享,更好地发挥防疫作用。

  第二种是研究机构参与。在我国,三甲医院里门诊大夫普遍太忙,几乎没有时间写病例报告。门诊病例如果不能迅速上报,有关重大疫情的预警就有可能延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疾病预测系统,去掉个人隐私,仅仅记录病例,用于进行疫情监测。之前,清华大学张林琦老师团队和平安保险公司共同研发了一个疾病预测智能化系统,一年多前在甘肃省做试点,此次疫情期间,对健康大数据的掌握有力推动了甘肃省的相关防控工作。

  第三种是公共参与。哈佛大学有一个流感疫情追踪平台,靠志愿者自报疑似感冒。这种监测形式的好处是可以将预警时间提前,一般要比病历报告系统提前两周。哈佛大学还设计了一款叫Flu Near You的APP软件,意为“你附近的流感”,在美国各州征集几千志愿者,由志愿者们把周边疑似感染流感的家人、朋友、同事上报,根据这些疑似报告画出疑似流感时空分布图。Flu Near You还有一系列后台辅助app,用于收集抗药性信息、管理发热情况、汇总药物副作用、确认诊疗满意度等,通过数据分析,哈佛大学每周公布一次流感报告。这个平台的意义,在于召唤公众共同建立健康社会。

  我们要认识到,疾病的起源、传播是多源的,感染人群也是多源的。因此,疾病预测不能走“独木桥”,而是可以通过多源预警,提升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为战胜传染病提供更好的社会化支持。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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