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星欣

　　岁末年初，正值总结一年工作、谋划开局之际，各地各部门列入的下一阶段工作重点中，努力“构建某某画派”“打造某某画派”等词语不时映入我们眼帘。固然，这些做法的出发点是想推出更多地方文化品牌，提升当地文化影响力。不过，急于“打造”画派，也暴露出我们当前文艺工作中的一些路径问题。

　　实际上，所谓门派、流派，在中外艺术史上并不少见。要形成一个区域性画派，艺术家所活动的地区，自然是当时文化艺术氛围较好的区域。如长三角地区出现的吴门画派、浙派、松江画派、娄东画派、虞山画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等，在明清时期此起彼伏出现，与当时这里繁盛的社会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国外的佛罗伦萨画派、威尼斯画派、荷兰画派、巴黎画派等，也都呼应着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时代变迁，诠释着一座城市的深层文化魅力。

　　一个地域性画派的诞生，往往跟随着一批艺术名家的出现，尤其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才能让这个画派在历史上刻下名字。比如“吴门画派”的四大代表性人物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诗文书画互应，对明清山水画、人物画影响深远；“扬州画派”中的金农、郑燮等人，被人称作“扬州八怪”，自由驰聘笔墨，充满标新立异的精神；“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吸收东洋、西洋画法，创新现代绘画；近现代，活动于上海地区的“四任”等一批画家形成了“海派”，以雅俗共赏、兼容并蓄的风格，广受喜爱。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我们如今对“画派”应当持更加全面的认识。传统的“画派”，随着百年来国外美术教育体系的传入，已被逐渐打破。为何？在古代，因为交通不便，艺术家的活动半径有限，本地文人酬唱赠答较多，艺术风格也容易相互浸染，形成一地之风气。而现代的美术教育，建立在学院里的专业学术训练之上，艺术家所吸收的养分可以来自古今中外各类杰出作品，与自己的出生地或者生活所在地的关联度，往往没有那么大。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域性画派，分别是由傅抱石为领军人物的“新金陵画派”和以赵望云、石鲁为核心的“长安画派”，一南一北，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传奇，其他再有如此盛名者寥寥。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文化发展迈入新阶段，热衷打造各类地域性“画派”，本意是为了弘扬当地特色文化，以此为抓手，推动形成品牌，提升文化自信。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而言，其初衷是好的，也是有作为的体现。但是如果出现“为打造而打造”的现象，这是需要警惕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作品”和“人才”应当先于画派的打造。一个真正有艺术生命力的画派，应当是自然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先有了代表性人物和艺术风格，然后才在美术史上被赋予一定的称号。然而如今的问题却在于，某些地方仅仅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美术人才、优秀作品的积累还远远未达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急不可耐地组织论证“某某画派”的成立，这就有“本末倒置”“揠苗助长”之嫌了。

　　另外要注意的是，别让有些人把“画派”当幌子，成为谋利的工具。近年来常见一些画家以“某某画派”的“第N代传人”自居，几位画家一凑，举办几场展览和座谈会，邀来圈内相熟人士的捧场，于是就可以宣称某门某派的成立，而真正的艺术水平却无从谈起，这种往自己身上贴金的行为，毫无疑问只是为了抬高自身的市场身价。

　　还有一个误区，认为本地“画派”的声势越大越好、会员越多越好，于是拼命搞更多的展览、更多的活动，目的是让该画派更加声势浩大。实际上，艺术水平从来都不以声势来判定高下。以龚贤为首的“金陵画派”，其中八位代表性人物的画风相差很远，据说彼此之间交往松散，除了偶尔有笔会以外，并无深交，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领异标新二月花。艺术创作最怕的就是“千人一面”。形成一个地域性画派的至关重要因素，应当既有相似的艺术实践，也有相近的艺术主张，大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相互切磋中共同提高。但同时，处于其中的每位画家，应当保有个人独特的风格。“岭南画派”的代表性人物高剑父等，就曾表达对“岭南画派”这个名字不满意，认为它带有狭窄的地域性，而宁可自称是“折衷派”，这体现了艺术家对于“派”的深刻理解。

　　当前，除了“画派”，各地区各部门还时常提倡打造 “文学流派”“曲艺流派”等地方性文化品牌。其实，一个地区人文艺术的积累，应当是久久为功的慢功夫。既要有出成绩、出品牌的闯劲和干劲，也要有等待艺术家慢慢沉淀的耐心。当前，我们呼吁的是破除急功近利的“为打造而打造”，呼吁的是更多艺术家加强沟通交流，在创作上凝心聚力，让更多属于这个时代的优秀文艺流派自然生长、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