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夏传播研究是一种面向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本土取向的传播学研究，迄今已走过近30年的发展历史。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王学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潘祥辉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1期刊文，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近10年来发表在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上的417篇相关论文及其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呈现华夏传播研究近10年的学术图谱。研究发现：2012―2022年这10年，华夏传播研究的发文量呈“井喷”之势，不论是作者队伍、课题资助，还是研究的议题和理论视角都日益丰富。在研究方向上，古代政治传播是近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的重心，主要围绕政治实践、观念、制度和媒介四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线上，“先秦”和“宋代”的传播现象相对更受到重视；在本土理论和方法探索上，传播考古学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对西方主导的传播学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进行批判性检视和反思，在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国本土传播现象的同时，有意识地彰显中国视角，尝试建构传播学的中国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中国传播学的学术研究图谱中，华夏传播研究以面向中国历史、面向中国文化和面向中国本土而著称。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华夏传播研究可以被定义为面向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本土取向的传播学研究。
近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具体表现为研究队伍飞速壮大、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为多元。为了全面呈现华夏传播研究近10年来的演进脉络和发展历程，本文借助CitesSpace可视化知识图谱，试图勾勒中国大陆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
研究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文献全文数据库为检索平台，以2012―2022年为时间界限，在CNKI高级检索中选择文献主题及关键词进行检索，文献来源为“CSSCI”，检索条件依次为“华夏传播”“各朝代+传播/媒介”“古代传播史/传播思想”“诸子传播”“传播考古”“中国媒介考古”等，以滚雪球式检索方式力求涵盖所有华夏传播研究相关的论文。在此基础上，手动筛查了近10年最具影响力的四本新闻传播学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上关于“华夏传播”“古代新闻传播研究”的相关论文，剔除重复数据后，共获得文献417篇。这417篇文献构成了本文分析的基本数据库。通过分析417篇文献，并兼顾这10年间出版的华夏传播学研究的相关著作，呈现这10年来华夏传播学发展的知识图谱和学术走向。
日益丰富：10年来华夏传播的研究成果
统计显示，从1994年到2022年，中国大陆共发表有关华夏传播研究的CSSCI论文570篇，而近10年的发文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总数达417篇，占近30年来所有C刊发文数量的73.15%。
10年来，中国传播学界深刻认识到，传播学本土化是中国传播学研究不能回避的路径选择，建立本土传播理论重要而迫切。许多学者就此展开了探索，《符号中国》《先秦符号思想研究》立足于符号学传统，从宏观上整体考察中国文化传播问题。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具体分析了诸子百家的符号逻辑的运用。在这些研究中，既有以他山之石，搭建华夏传播研究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也有从阐释学“转译”的基础上寻求“可共量”发展本土理论和概念的冀望，还有从中国古人的经验中发现古代传播的“中层理论”的尝试，更有深耕中华传统从多学科视角开拓华夏传播理论的探索。10年间，大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纠正传播学研究中以西方概念生套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局限，开始在中国历史和本土学术传统中去提炼理论概念，甚至发展研究方法。如潘祥辉致力于将传统考据学方法引入中国传播学研究，提出了“传播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就鲜明地呈现了这种意识。总体来看，这10年是华夏传播研究发展的黄金时期。
日益壮大：10年来华夏传播的研究队伍
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已经从过去相对小众和封闭的领域走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成为众多跨学科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整体而言，华夏传播研究的学者队伍正朝着核心队伍年轻化、学术合作常态化、研究产出多学科化的方向发展。
（一）华夏传播研究的核心队伍
21世纪以降，尤其是在近10年来，随着第一代华夏传播研究学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大批青年学者涌现。整体来看华夏传播研究的核心队伍正在蓬勃壮大，呈现出队伍建设年轻化和学科背景多元化的特点。
通过文献计量学，研究考察了华夏传播研究的核心作者及其论文产生情况。通过对大陆近10年华夏传播研究的作者发文情况的计算，本文将发文量为4篇以上或被引频次为17次以上的作者列为核心作者。
这些学者是哲学、历史学、中国文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出身，如厦门大学谢清果为哲学出身，南京大学潘祥辉为文学出身，武汉大学王兆鹏是古代文学出身，中国传媒大学白文刚为历史学出身，青岛文学院陈谦为政治学出身等。从年龄构成来看，大部分学者都是在21世纪第2个10年进入学术舞台的，属于中青年学者。整体来看，华夏传播研究CSSCI论文核心作者呈多元分布，遍布传统新闻传播强校和特色传播院校，学科背景主要集中于新闻与传媒、文学、历史学、哲学等。
（二）华夏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随着华夏传播研究队伍的壮大，华夏传播研究正在从单兵作战迈向团队合作。表现为学者研究合作网络开始形成，学术研究共同体初步成形，也建立起专门的学术发表阵地。
学者间的合作网络关系可以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呈现。本文将分析对象选择为“author”“institution”，建立中国大陆华夏传播研究CSSCI作者共现图谱。在作者合作图谱中形成了几个网络结构清楚的合作网络，较为显著的是以谢清果为首的网络结构（与王婕、王皓然、杜恺健、林凯等），以邵培仁为首的网络结构（与姚锦云合作），以潘祥辉为首的网络结构（与吉峰等的合作），以张兵娟为首的网络结构。可见华夏传播研究领域已经逐渐建立起学者合作关系网络。
不过，华夏传播研究的核心作者之间却较少有明显的合作关系。从机构（作者单位）间的合作关系来看，华夏传播研究CSSCI发文的合作正在形成校际研究合作关系，但机构间显著的合作网络尚未完全形成，华夏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正处于一个形成和打造的过程之中。
呼应时代：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及核心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加强文化自信建设，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对相关科研项目的资金资助，这直接促进了华夏传播研究的蓬勃发展。反映在华夏传播研究的论文发表上，就是资金资助的项目论文的比例较高。与此同时，在社科基金的资助及导向作用下，华夏传播研究也从研究议题上积极呼应着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时代需求。
为了全面呈现华夏传播研究的议题趋势，在结合关键词突现图谱的基础上，本文对关键词共现图谱进行聚类分析，选取LLR算法，得到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图中呈现了“传播”“宋代”“华夏传播”“中国”“政治传播”“《论语》”“传播效果”“中庸”“传播学”等8个聚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夏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领域。
在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基础上，可将华夏传播研究大致归纳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政治传播、《论语》、孔子等），中国古代传播社会史研究（宋代、交游圈、同题、交游话题、宗教信仰等），中国古代传播媒介研究（中华文明、传播方式、传播模式、非语言符号雕版等），文化交流互鉴研究（唐宋文化、华夏传播、文明传播、黄河文明、西方中心主义等），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传播考古、返本开新、传播学等）等五个核心研究领域。
（一）对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从“四个视阈”展开
作为历史学和传播学融合视阈，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在探索古代政治传播的同时，通过考证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媒介隐喻发展历史学视角下的观念史、思想史、政治史等宏大视阈。从研究成就可以看出近10年来关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主要围绕实践、观念、制度、媒介四个视阈展开。
从实践层面来看，学者们往往聚焦于中国古代政治实践的运作机制及背后的传播机理。李东晓、潘祥辉从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监督机制“史论监督”，以区别于受西方新闻思想影响下的“舆论监督”概念。在此基础上，潘祥辉探讨了“谥号”作为重要政治传播机制“无声的舆论”价值。谢清果、王皓然则进一步比较了中西古代政治实践差异下形成的“哲人王”和“内圣外王”两种政治传播赋能形式。信息传播权力的变革，带来政治权力的变化，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如汪小虎详细分析中国古代历书的官方垄断反映出的中国古代一元化的传播格局及维系政治权威的特殊职能。魏海岩围绕邸报的定本模式，讨论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赵云泽等探讨了复杂的官僚体系斗争对民间新闻业发展的影响。在技术史和新闻史的视角下，学者们也讨论了宋代的报禁与书禁，以及中国古代史书官修编撰的推动力等问题。
在关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观念层面，学者们致力于从中提炼与政治传播相关的观念，为当今政治传播活动的开展和理论建构提供思想资源。现有成果主要遵循两种研究路径。第一，对特定的典籍或具体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传播观念进行阐释。代表性成果有《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 《“上下交而其志同”：〈论语〉中的政治信任建构——以政治传播为视野的考察》《“潜夫”之论：东汉王符的政治传播思想研究》等。第二，以媒介化隐喻切入，阐释不同媒介视阈下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如对中国古代“盲媒”“圣王”“女性”的政治传播功能的探讨；对器物媒介青铜器的政治传播思想及青铜器政治传播功能的研究等。对语言和文字媒介的研究也相对较多。代表性的研究有《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试论周秦之际“书同文、语同音”的发展轨迹》等。此外，赵立敏主要关注政治隐喻，赵云泽则探讨了文字作为媒介的政治统治功用。中国古代的口语偏向的媒介，如歌谣、谶言、符命、诗词等的政治传播思想亦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中制度的研究，既有宏观考察，又有具体分析，兼具编年史和专题史的书写视角。陈谦201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播制度》一书可视为《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的深化和延续，是国内关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宏观考察的第一部专著。也有研究者将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王权制度结合起来讨论，代表性研究有《皇权专制与政治传播——以清朝前中期为例》《唐代的政治传播体建设与国家整合》等。
（二）“先秦”和“宋代”是中国古代传播社会史关注的重点时期
从时间节点来看，“先秦”“宋代”两个时期的传播社会化问题关注较多。主要涉及传播大众化问题。先秦以来，伴随着传播媒介从甲骨文转向金文，在实现宗教信仰、权力结构、社会文化的全面颠覆性变革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华文明的世俗文化传播史。“士人”作为一种媒介隐喻，不仅是通命达旨的“喉舌”，也是君王“知天下事”的耳目，在先秦以来的文化繁荣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者们关注士人在社会文化圈层中扮演的多元角色，也关注士人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包括齐鲁文化的演变，儒家文化下江南等。正是“士”这种奔走传播的特质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新闻人，有学者称之为“春秋人”。此外，“子书”崛起带来了从口述文化向阅读文化的转型及书籍的公众传播，促进了传播的大众化。“传播”则进一步实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传播由官方向民间的转移，开启了秦汉以来两千年文化繁荣昌盛的大门。
宋代的书院、讲学游学活动也在文化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传播和中介作用。关于“书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儒学传播、社会教化等层面。此外，学者们也关注士人在官僚体制之外以“交游”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活动。“同题创造”是一种交游方式，在唐宋时期逐渐成为群体表达的有力工具。正是下层士人通过地方官学、私学、书院、家学等途径传承文化，通过游历、游学等方式交流传播文化，在促进本土文化外传和异域文化引进，加强文化的大众化传播和普及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丰富多彩的“传播媒介”纳入了华夏传播学的研究视域
根据本专题的关键词，大致可以将近10年中国古代的传播媒介研究分为三个视阈。
第一，从媒介发展史的视角，考证媒介的变迁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关系。沙莲香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兴衰存亡，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同它的文化传播及文化积累方式分不开。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过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是和中国文化特有的传播方式密切相关的。”
纸卷的发明，是中国媒介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纸卷最大的价值在于存先代典籍于后世，扩大传播速度。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具有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甚至带来内爆式的影响。肖东发的《中国图书》从文字的产生到书籍的构成要素及其装帧形制等，从古及今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图书所承载的思想史，是对中国书籍媒介研究的典范之作。新旧媒介的更替，往往意味着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张荣强分析了“皇权不下县”的古代政治传统局面与造纸普及导致的“基础账簿制作主体由乡变为县廷”的直接关联。谢清果等则进一步探讨了纸质媒介、雕版印刷在打破知识垄断等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正是在中国古代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传播实践模式下，媒介的偏向既制衡了王朝权力，也保持了结构运行的长久生命力。
第二，对历史上“新媒介”及其社会影响的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华夏传播研究的相关探讨逐渐跳出了狭义媒介的窠臼，从广义的媒介视角展开研究，而且注重挖掘中国特色的传播媒介。如前文提到的媒介人物、口语偏向的媒介形态、露布等战争传播媒介也是中国古代传播媒介研究的重要议题。
此外，关于中国古代的曲艺与说唱媒介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李东晓的“唱新闻”研究将中国民间曲艺与新闻传播方式勾连，为我国本土新闻传播史和民间的口头传播实践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
（四）“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华夏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
从近10年样本库中的论文发表来看，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研究主要围绕“华夏文明传播”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立等议题展开。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原文化一直处于正统和主导地位，在和周边民族的交往中产生了“夷夏之辨”的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隋唐之后的对外传播表现为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陈雅莉等指出正是前近代国家体系中的对外传播和关系交往，为建构“我-他”关系背景下中华帝国的主导身份提供了意义来源，保证了唐代中国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
在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和媒介进行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视角进行反思，对于文明交往中长期的主体性缺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近10年来的华夏传播研究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通过对西方现代化的框架和民族叙事提出质疑和挑战，挖掘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思想资源，彰显中国视角、中国主体、中国思想和中国话语体系的特殊性。探索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具体实施路径，需要返身考察和借鉴唐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鼎盛时期的对外传播方式。例如，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也需要从中国海洋文化最为繁盛的唐宋时期寻找历史基因。
（五）媒介与传播考古学正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化和考古工作的重视，“传播考古”成为华夏传播研究领域中新的增长点。
传播考古学试图将中国传统考据学的思维和方法引入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但这一研究也不局限于考据学，而是广泛运用多种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的传播现象、传播媒介、传播制度、传播观念进行挖掘和阐释。潘祥辉的“一个字的传播史”研究系列论文，即他对“宣”“媒”“圣”等进行的考证和解读，诠释了古老汉字背后的传播观念，成为传播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潘祥辉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研究的行列。钱佳湧对中国古代“交通”天人的“巫”进行了传播考古研究。杨柏岭对“化”字的观念史的考察也遵循了传播考古的路径。可以发现，传播考古学也正延伸至器物媒介领域，由“器”及“道”。传播考古学的研究不仅有本土视角，也尝试发展本土研究方法，因此成为华夏传播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的一个流派。
未来展望：对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的反思
尽管近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展，但作为一种面向历史和本土的传播学研究，华夏传播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不少质疑和争议。华夏传播研究本身也还存在着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负重前行。
首先，华夏传播的问题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从历史来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百年来发生了三次巨大的断裂，不仅摧毁了旧的文化机理，也异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基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全盘西化”，更是加剧了“古今”断裂，导致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几乎都是追着西方跑，以西方的问题为问题，缺乏学术主体性和中国自身的问题意识。
其次，原创性的研究较为缺乏。尽管华夏传播研究的成果不少，但许多研究还停留在“转述”与“转译”的阶段，泛泛而谈，真正能够体现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和独特发现的研究还不多。有见地的、开创性的研究则更加稀少。华夏传播研究的深度和创新性还有待提高。
再次，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还任重而道远。从近10年来的作者图谱和学术图谱来看，华夏传播研究的领域还较为模糊，尚没有形成中心话语。华夏传播研究的核心队伍还不稳定，需要进一步壮大。
基于上述不足，未来我们需要继续强化华夏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正如邵培仁教授提出的，华夏传播研究既要有探索空白的创新精神，敏感的学术观察，还要有充满洞见的理论创新，开阔的学术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学科范式，寻求共同的着力点，推动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创新。
（载《传媒观察》2023年1月号，原文约17000字，标题为《深入本土：近10年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学术走向》，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王学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潘祥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