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报业网 > 江苏 > 文化 > 正文
人文周刊荐读 | 拉贝等后人重访南京
2019/07/12 11:20  新华报业网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96期)

  【记录】

  

  【文脉】

  

  【文脉】

  

  【悦读】

  

  【记录】

  拉贝、马吉等“南京恩人”的后代重访故地忆先人

  “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塑造未来”

  

  

  

  约翰拉贝的后人从德国来了,约翰马吉的后人从英国和澳大利亚来了,理查德布莱迪的后人从加拿大来了……

  7月1日上午,和平大钟的钟声回荡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广场,紫金草国际和平夏令营正式开营,馆长张建军对4个家庭的11位国际友人说:“欢迎各位家人回到南京。”

  1937年,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等25位国际友人不顾自身安危,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了20多万南京人;如今,他们的后人在一周内沿着先人的足迹寻访鼓楼医院、拉贝故居、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等地,回顾80多年前的历史,感受先辈的无私大爱,每个人心里都写下了对和平的深刻理解。

  一跪一哭 这个家族传承着拉贝精神

  7月3日,小粉桥一号拉贝旧居纪念馆,庭院里绿阴如盖,80多年前这里曾庇护过600多名中国难民。

  在外曾祖父拉贝的半身像前,克里斯托夫赖因哈特单膝跪地,双手合十顶在额前,像雕像一般久久静默着。

  当他再次起身时,眼眶已经湿润。这个德国男人不仅长得像拉贝,内心也和外曾祖父一样柔软。当被问到跪着的时候在想什么,他说:“我在祈祷!祈祷在南京大屠杀中惨遭杀害的灵魂能够安息,也祈祷那些犯下罪行的日本人的灵魂能得到救赎。我们越了解战争,就越珍惜和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人并不知道我的外曾祖父在战争期间做过什么——德国是战败国,我们回忆二战的历史无疑是痛苦的。”他说,“我没见过外曾祖父,很晚才了解到他的人生,但他的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2017年的一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一隅,一位外国人在悄悄地抹眼泪。工作人员关切地上前询问,虽然听不懂他说的德语,但是感觉他的发音里有“拉贝”这个词。

  这个人就是克里斯托夫,那是他第一次来南京。在纪念馆,他被展览深深震撼,那些惨绝人寰的场景,远比他知道的更残暴、更惊人!在展厅里看到拉贝的照片时,眼泪情不自禁夺眶而出,他觉得他的外曾祖父比他原来以为的更勇敢、更伟大!

  “他一直把双肩包抱在胸前,我们见面时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上面盖着火漆。”张建军馆长说,“我一看就明白了,它们出自拉贝的印章,一共24枚,文字全是中文。这是远方的家人回到南京了,我们纪念馆就是这些国际友人的家。”

  2017年国家公祭日前夕,克里斯托夫捐赠的24枚印章被送到纪念馆。展厅里展出了其中的三枚,印文是“艾拉培印”“艾氏”,其中一枚的印台上有八卦纹,和拉贝墓碑上的一致。

  “在来南京之前,拉贝这位祖先是父亲口中的传奇,亲切又遥远,来南京之后看了展览,听专家讲座,还和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交流,拉贝这个名字和那段历史一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情感里。”16岁的美少女安吉丽娜赖因哈特刚刚中学毕业,她说,“拉贝先生和一些人曾经救了那么多处于危难和绝望中的人,我为此感到骄傲!”

  这些年来,拉贝精神一直在他的家族里传承着。安吉丽娜是克里斯托夫的养女,他和妻子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先后收养过34个曾处于困境中的孩子——他们中有的因母亲怀孕时酗酒、吸毒脑部受损,有的身患疾病留下残疾,有的遭遇性侵留下心理阴影,还有的在幼儿时就被父母遗弃……克里斯托夫说:“这世界上仍有苦难,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这个世界就不会改变,如果我装作没看见,我将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

  安吉丽娜告诉记者,拉贝生前常说,“好事需相让,坏事莫相推”,这句话一直深深影响着他们家族。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上百万难民涌入德国,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很多德国家庭纷纷向难民伸出了援手,她说:“我们家庭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一直在接纳和照顾难民,其中还有比我更小的孩子们。”

  从救助屠刀下的南京人,到收养身处苦难的孩子,再到帮助难民,有一种大爱一直在这个家族里传承着。

  特殊情缘 他们收养了两个中国孤儿

  “暴风雪!难民们的状况实在令人同情,即使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南京市十二中的学生们读道。

  “我这个院子里的难民收容所已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泥潭,每个帐篷和草棚的四周都挖了水沟,以便排除雪水。”11位国际友人读道。

  “我们的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带来了一位中国女护士的报告。”十二中的学生们读道。

  “有个中国伤兵抱怨他吃不饱而遭到一顿毒打……日本人把他带到院子里,用刺刀把他活活刺死。”11位国际友人读道。

  4日上午,夏令营的营员们来到南京十二中,和中国学生共读《拉贝日记》片段。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1912年来南京道胜堂教堂工作,他于1917年创办的益智小学正是十二中的前身。南京大屠杀期间,约翰马吉以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国际安全区建设,还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拍下105分钟影像,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此次来南京的克里斯马吉和瑞可马吉是堂兄弟,他们都是约翰马吉的孙子,各自带着家人来南京。

  “在日军攻占南京前,政府曾多次要求祖父撤离,但是他送走母亲、妻子和孩子后,自己却选择了留下,冒着生命危险救助难民、记录暴行。”克里斯告诉记者,约翰马吉还有一个同名儿子,后来加入加拿大空军,在英格兰空战中英勇献身。

  也许是冥冥中的缘分,爷爷用摄影机记录日军暴行,克里斯则是一名摄影师。2017年国家公祭日期间,克里斯作为马吉家族代表被授予紫金草纪念章,那一次他决定重走爷爷走过的路,重新拍一遍今天的南京。2018年12月13日,第五个国家公祭日,“历史和平发展——马吉祖孙的南京影像”展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幕,这是一次祖孙俩穿越81年的时空对话。克里斯马吉在开幕式上说:“我站在琅琊路17号的路口,想象祖父驱赶日本兵直至他们离开巷口,那时他的心情究竟是怎样的愤怒、疲惫、无奈和坚定。同时,我也能感受到,对于那些身处困难深渊的中国难民,祖父一定是他们在黑暗中看到的一丝光明,虽然微弱,但却异常珍贵。”

  展览中有一张照片让他印象深刻,画面上是约翰马吉一家,爷爷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奶奶穿着中式对襟褂,穿戴都是中国式的。克里斯的父亲曾对他说:“如果不是战争,我们可能会是永远的南京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家族渊源,克里斯收养了两个中国孤儿,24岁的倪彬马吉和15岁的陶萍马吉,并一直保留着她们的中国名字。倪彬12岁那年,克里斯从浙江义乌的孤儿院收养了她,如今她在一家福利院工作。陶萍11个月的时候从湖南永州被克里斯收养,在墨尔本长大。在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她们被日军对女性犯下的暴行震惊了,倪彬说:“西方社会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并不多,我在中国出生并度过童年,我有义务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马吉后代和夏淑琴后代交上了朋友

  当得知眼前的小姑娘是约翰马吉的后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一把抱住她,顺势要跪下。

  露比马吉没想到会出现这一幕,她不知所措地站着,脸上带着羞涩的笑。这时,她的父亲瑞可马吉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个瞬间。

  回忆起那天的情景,这次来宁参加夏令营的露比仍记忆犹新:“那是2018年12月,纪录片《女孩和影像》(The Girl and The Picture)在南京拍摄,爸爸跟我讲过夏淑琴,她家有7个人被日本士兵杀害,她被刺中三刀却大难不死,后来她还到日本起诉捍卫自己的尊严。我知道她是个传奇人物,我很尊敬她,但没想到她会突然抱住我。”

  1937年,夏家只有8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妹妹侥幸在那场大屠杀中活了下来,姐妹俩孤独地站在村口的情景被约翰马吉的摄影机记录了下来。如今夏家已有20多口人,只要能从战争和苦难中存活下来,生命就会顽强地开枝散叶。夏令营期间,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带着儿子特地赶到十二中,瑞可的儿子朱利安与夏媛的儿子还握手交上了朋友,有些记忆和情谊,需要一代代地传下去。

  “我常常想,换作我,面对刺刀和枪口,我是否能像祖父那样勇敢,我是否能像他做得那么好?”瑞可马吉说,“说实话,我不知道,他太了不起了!”

  就在开营仪式上,瑞可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两条“圣带”,分别是他的祖父约翰马吉和父亲休马吉传教时使用的。说到这里,他开始擦拭落下的眼泪:“我父亲是今年6月份去世的,他和祖父一样都是牧师。他小时候在南京生活过,虽然因为身体原因这些年没有来过南京,但捐出‘圣带’也是他的遗愿。”

  在家里,在亲朋好友的聚会上,瑞可经常讲述祖父在南京的故事。在他看来,记住历史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让那些惨痛的历史警示人们:“和平要靠今天的人和以后的人去创造,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塑造未来。”

  这首歌,她写给曾祖父也写给南京

  几天前,在夏令营的一次演讲中,梅根布莱迪一口流利的中文震惊了所有人。

  她说:“我从未见过我的曾祖父,但他所做的工作深深启发我、鼓舞我。了解历史和真相非常重要,但要真正纪念先辈们在安全区里所做的努力,真正尊重那数十万被屠杀的生命,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记住,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的曾祖父和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表达了他们的同情,这是他们的故事,但我该做什么呢?”

  梅根的曾祖父理查德布莱迪1931年进入鼓楼医院工作,担任外科医生。南京沦陷后,包括理查德在内的20多位中美医护人员坚守医院,在危急之中全力救治难民,拉贝称赞鼓楼医院的工作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好的成绩”。

  史蒂夫布莱迪是理查德布莱迪的孙子,2009年他的妻子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公司,全家人一度在中国生活,他和女儿梅根曾4次来南京,每次都要到鼓楼医院转一转。那里现在已经是一所先进的现代化医院,但父女俩仍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与那里有着一种深深的情感牵绊。

  “1942年离开南京时,祖父只带了一块地毯,那是他从南京带走的唯一一样东西。”史蒂夫说,理查德医生还有一辆特别的自行车,轮子只有钢圈没有橡胶胎,骑起来相当颠簸。他开玩笑说:“当祖父骑着他那辆自行车的时候,南京这片土地一定会带给他巨大的内心震动。”

  去年12月13日,史蒂夫、梅根父女曾作为国际友人来南京参加国家公祭日活动,梅根还跟张建军馆长约定,2020年她满18岁就来纪念馆当志愿者。

  为了此次南京之行,很有艺术天分的梅根特地创作了一首歌曲《怜悯的女神》(Goddess of Mercy),在和中国学生交流时,她第一次当众清唱这首歌:“我会寻找你、靠近你,展示全部真相,我会感觉到你恐怖的经历。我无法治愈你的伤口,无法解脱你的痛苦,但我会敬佩你,那真诚而纯洁的心灵……”她说,这首歌为曾祖父创作,也为南京创作。

  张建军透露,纪念馆目前正在促成音乐人与梅根的合作,修改并制作这首歌,希望这首歌能把国际友人与南京的情谊,把82年前生死考验下的善良、勇敢和正义传承下去,传唱开来。

  未来需要下一代人继续书写,梅根说:“这段历史可以激励我们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和平大家庭,我渴望所有人采取行动,尽我们所能创造一个更富有同情心的未来。”

  本报记者 王宏伟 冯圆芳

  本版供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文脉】

  良渚为什么是一个“国家”

  

  

  

  

  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包括良渚古城、瑶山遗址、11条水坝,总面积14平方公里)经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之间,是中国南方非常强势的远古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环太湖流域的浙北、苏南和上海,发达的稻作农业和无与伦比的玉器系统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特征。

  随着良渚古城、祭坛和墓葬区、大型水坝近年被考古发掘,国际学术界渐渐达成共识,良渚已经超越了部落和部落联盟阶段,进入了国家形态,中华文明5000年在这里得到了实证。

  距今5000年前,在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国家,不久之后古印度文明也开始绚丽绽放,但是在中国,当时的文明发达到什么程度?是否有国家存在?国际学术界原本存在争议。

  按照传统观点,国家的形成需要有几个标准,包括城市、文字、金属冶炼和政治组织等。以此来衡量,国际学术界一度认为中国的文明史最早到达商代,只有3600年,而距今最早4100年的夏代则存疑。然而以商代的高度文明,可以说是“一出生就长了白胡子”,此前一定有发达而成熟的文明,要厘清中华文明的源头,只能靠考古发掘。

  在审议中,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那么,良渚为什么是一个国家?

  古城

  内城面积有4个北京故宫大

  现在已知的良渚遗址,分布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其中良渚古城是其核心。良渚古城从5300年前开始一直沿用了1000多年。据推算,如果动员10000人在农闲时间建造,要用将近30年才能完成。良渚古城与此前发现的反山、瑶山、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处遗址点,使得良渚地区5000年前的文化面貌逐渐清晰。

  良渚古城的考古发掘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刘斌说,良渚古城的布局很像后代的北京城,分为宫殿区、内城和外郭,其中宫殿区位于一座高约15米的人工高台之上,共有30多万平方米,土方量与古埃及的大金字塔相当,宫殿区发现了大约15米长的木头构件,可想而知宫殿一定很宏阔气派。能够建设巨型工程,这个文明一定是高度发达、高度组织化的,并且有以农业为基础的强大保障力量。

  宫殿的外围是内城,2007年确认了它的范围有3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大,但是它的面积相当于4个北京故宫,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由于内城修筑在一片沼泽地上,因此先民们把远处山上采来的石头铺在地面上,然后在石头上堆筑黄色黏土。内城的外围有一圈城墙,宽度从20米-150米不等,现在保留下来的高度大约有4米,一圈的周长是6公里,由此考古人员可以精确计算它的土方量。

  2010年,内城的外围又发现了外郭城,人们发现,良渚古城的面积居然有8平方公里,这个规模在当时的中国各地新石器遗址中无出其右。

  考古揭示了良渚古城的面貌,当时最有权势的人住在高台上的宫殿内,外围住的是工匠,临河而居,跟现在的江南古镇有点像,城外生活着农业者。内城外的河宽达50米左右,但是人们经常往里倒垃圾,最后河道最窄处只有一二十米,里面发现的陶、木、骨器和玉器残件,揭示了当时的生活状态。外郭是内城的翻版,城墙外最宽的水面达上千米,“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水泊梁山,外人进来并不容易,景色又非常好看。”刘斌说。

  那么,古城为什么建在这里?原来,杭州是一个适宜稻作的平原和沼泽地区,适宜生活生产,周边又有大山提供矿物、木材和动物资源,从这里沿苕溪到太湖只有60公里,交通便利,又处于远离周边不同文化的大后方,远离战争威胁,因此这里成为了良渚文化的核心区。

  水坝

  当时世界最大水利工程

  在良渚古城西北方十几公里的地方,考古人员近年发现了5000年前的11道水坝,这个水利工程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早了1000年,也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解释道,如果雨水很大,那么西北方山区的洪水倾泻而下会威胁古城的安全,因此在修建城址之前,大约5100年到5000年前,人们先在靠近山脚的地方修建了一个大型水坝,宽50米-70米,长约5公里。

  从2009年到2015年,考古人员共发现了11道水坝,这些水坝组成了大约13平方公里的库区和湖泊,并通过一条5公里长的堤坝将水引到良渚古城的边上。

  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的计算,包括内城、外郭与水坝在内的施工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而中国第一高楼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的土方量也不过60多万立方米,尚不足良渚古城的1/10。实施这样的大型工程,需要非常强大的规划、组织、施工和保障体系,因此国际考古学界才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国家文明阶段。

  那么良渚人如何建造工程?考古发现,他们使用一种草裹泥的办法,把泥巴装进三四十厘米的草包里,再用芦苇捆扎起来,用这样的草裹泥来堆筑土台和修建堤坝。施工时采用的是人海战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编织草包,然后把它们运到取土地点,装好泥土捆扎后,再用船等运输到工地上,由施工人员把它们撂在高台或堤坝上。

  考古人员还发现,这些工程都是不间断地进行的,如果工程中断了几个月或一年,那么考古发掘时会看到间隔层,而目前已经考古解剖的部位全部是一次性完成的。这意味着要有很多人不从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性劳动,需要很好的后勤保障,仅粮食生产方面就要有足够大的产量才能支撑庞大工程的进行。

  稻作农业

  一个粮仓存放20万公斤稻米

  是什么支撑着良渚古城的千年繁荣?专家们的答案是发达的稻作农业,农夫在良渚古城周边的平原、沼泽地辛勤劳作,供养着城内的贵族阶级、手工匠人还有大型工程的建设者。

  在良渚古城附近的茅山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面积达80亩的水稻田,田埂用红土铺垫而成,每条田埂的长度约为100米,田埂之间的宽度约为20米,这意味着,每块稻田大约2000平方米。田里还发现了石犁,以及牛的脚印,因此专家推测,良渚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牛拉犁的耕作方式。当时的石镰、石犁与现在使用的基本一致,可见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成熟。

  2010年,在莫角山宫殿区的东坡,考古发现了一座灰坑,坑里面都是被火烧过的稻米,重量在1万到1.5万公斤。同位素检测发现,这些稻米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由此推断这里是一个粮仓,承担城市的粮食储备任务。

  2017年,宫殿区南面的一个高地上钻探下去,发现下面都是被烧过的稻米,面积大约5000平方米,稻米堆积的厚度大约60厘米。专家们经过计算发现,这里被烧毁的稻米大概有20万公斤,里面还有稻草、木头、绳子的痕迹,应该是一个粮仓。

  那么,来自不同地区的大量稻米库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广阔区域的人们把粮食上交或者说纳贡而来,显然这里是良渚社会权力金字塔的塔尖,如果作一个大胆的猜测,也许当时的“良渚王”就居住在这座城里。

  玉器

  是精神图腾也是权力象征

  良渚玉器是中国史前时期玉器发展的一个顶峰,它们是良渚文化的权力象征,也是沟通天地神灵和人间的器物,可以说,玉器构建了良渚人的文化观念、权力体系和精神世界。

  良渚遗址的反山、瑶山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蕴含着质朴的“天圆地方”宇宙观的玉琮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类型,被认为是良渚人沟通天地神灵的神器;玉钺(斧形)则是王权的重要象征;大量出土的玉璧在后世演变为“以苍璧礼天”的重要礼器,影响极为深远。

  在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玉器表面,有众多的神人兽面纹,其中头戴羽冠的人骑在圆眼獠牙的神兽上的符号是良渚人最为推崇的精神图腾,它代表着什么?专家们各有说法,有人认为是巫师或者墓主人骑着神兽升天,也有人认为良渚地区的人的祖先神话。这个神像在良渚文化的分布区普遍流行,表明这是当时人们普遍尊崇的信仰,而这种信仰的高度一致,则表明良渚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因为这样的器物只在权贵阶层墓葬里出现,所以专家们推测这表明权贵阶层掌握了宗教祭祀的权力。这些图案使用了微雕工艺,它们是如何被刻划出来的,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被认为是良渚人发明的神像的载体,有点类似于今天的佛像,玉琮可以说是当时神权的代表。而冠状饰就像一个梳子插在大墓墓主的头上,很像是神像上帽子的形象,这很可能意味着墓主人在祭祀仪式上把自己打扮成神的样子,而对这冠状饰的垄断,同时也意味着对神权的垄断。

  今天我们在欣赏这些玉器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工艺层面,因为它们标志着人的身份差别,标志着权力被掌握在社会的某个群体当中,标志着在广大的区域里有共同的信仰。它意味着在良渚社会里有非常严密的等级,有着共同的精神世界,而从中我们最应该读懂的是在良渚社会里存在着的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力量。

  大约在距今4100年前后,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专家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因为洪灾。刘斌表示,当时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了北半球,所以很多国家都流传着大洪水的传说,而杭州1000平方公里盆地被淹没在了洪水中长达一两千年。

  大洪水毁灭了良渚文化,但也使良渚遗址得以完整保存,使今天的人可以通过考古了解这个辉煌的史前文明。新石器时期中华大地各个文明类型层出不穷,如同满天星斗,而良渚文明在今天重回人们视线,成为最耀眼的一颗星。

  本报记者 王宏伟

  实习生 王 晰  

  【文脉】

  几十年来,江苏各地发现大批重要良渚文化遗址

  良渚文化在江苏:跨越长江的文明曙光

  

  

  

  

  良渚镇在浙江余杭,但良渚文化却遍及整个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甚至在江苏的苏北地区、安徽、江西等地也能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的身影。从1973年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遗址考古以来,江苏各地相继发现一系列良渚文化遗址,有力证明苏南是良渚文化的一个中心区域。

  几十年来,在江苏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不但改变了“良渚文化分布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也大大丰富了良渚文化在物质生活、聚落形态、组织结构、等级分化、精神信仰、礼仪制度和文明化进程等方面的内容,使得人们对这个五千年前神秘文明的认识日益清晰。

  穿越五千年,

  博物馆里的“良渚元素”

  2013年11月,完成二期改扩建工程的南京博物院重新对外开放,步入南博院内的观众惊奇地发现,位于老大殿西侧、新建成的特展馆造型奇特,外方内圆,好似一件精美的玉琮。特展馆设计者王大鹏介绍,这一设计的灵感正是来自江苏地区发现的良渚文化典型器物玉琮,而良渚文化也是江苏地域文化的代表。

  进入南京博物院展厅,你能轻易捕捉到很多“良渚元素”。来自江苏各个良渚文化遗址的玉璧、玉琮、玉管、玉钺、玉镯环……良渚工匠巧手雕琢出的玉器代表了新石器时代玉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涵盖五千年前良渚古国宗教、政治、军事、礼制诸多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向今天的人们展示良渚文化的神圣与精致。

  南京博物院曾邀请专家和各界人士研讨,从馆藏40余万件文物中评选出18件“镇院之宝”,最终入选的有两件良渚玉器,分别是被誉为“通天之宝”的透雕人鸟兽玉饰件和被誉为“祭礼之宝”的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

  在南博历史馆,人们凝视着1991年出土于昆山赵陵山良渚文化遗址的透雕人鸟兽玉饰件,叹服于它穿越千年的神圣与魅惑。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文物,一个神秘人物侧身蹲踞,头部有凹下的圆点,代表眼睛。头上五条平行弦纹代表冠帽。帽子上有高高的羽翎,上面栖息着一只扁喙微张的小鸟。人物的臂膀高高举起,一只小兽匍匐在手臂上,慢慢接近小鸟。

  当考古专家在赵陵山77号墓中发现透雕人鸟兽玉饰件时,它正静静地躺在墓主右脚下一件石钺圆孔处,据此可推知,玉饰件本应是钺上附加的饰件。钺是由武器演变而来的礼器,人、鸟、兽三合一的图景是良渚先民通天神、显权威的象征,散发着巫术崇拜的神秘气息。同时采用了线刻、圆雕、透雕、钻孔、琢磨抛光等多种技法,透雕人鸟兽玉饰件的历史价值和工艺价值极其突出,因此被列为南博的“镇院之宝”。

  距透雕人鸟兽玉饰件不远处的展柜内,静静躺着的是“祭礼之宝”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这件“镇院之宝”上世纪80年代出土于常州武进寺墩遗址。它内圆外方,矮方柱体,分为上下两节,各琢刻不同纹饰,上节是戴羽冠的人面,下节是兽面,组合在一起代表神人骑坐在神兽上,反映了良渚人的宗教信仰,也为破解浙江反山出土的“琮王”“钺王”上的神像之谜提供了线索。更令人惊叹的是,聪明的良渚人在小小的玉琮上尽情“炫技”,在显微镜下观察,玉琮表面1毫米宽度刻纹内竟精刻出四五条细线,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年代,细如发丝的阴线竟是工匠们徒手雕刻而成。

  草鞋山考古,

  “汉玉”恢复历史原貌

  以透雕人鸟兽玉饰件和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为代表,大量良渚文物收藏在江苏多家博物馆内,不少贵为“国宝级文物”。在江苏各地,尤其是地处良渚文化中心区的苏南地区,散布着众多良渚文化遗址。而在距离浙江余杭良渚镇五百多公里的江苏徐州新沂,当地发现的花厅遗址中竟然也有良渚文化元素,打破了“良渚文化北不过长江”的固有观念。

  “江苏地区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时间更早,区域分布范围更广,出土文物非常丰富,从遗址类型看,有墓葬,有祭坛,有聚落等等。”83岁的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邹厚本研究员如此概括江苏良渚文化遗址的特点。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研究员介绍,江苏地区对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最早可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1954年11月,南京博物院对无锡仙蠡墩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下文化层中出土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稻谷、石器、黑陶豆等遗物。1965年2月,江苏涟水县三里墩出土了玉琮、贯耳壶、竹节纹镂空豆等遗物,囿于当时的认识,并未能将其归为良渚文化。1973年初夏,南京博物院对吴县(今属苏州市)草鞋山遗址进行的考古,为科学发掘良渚文化高等级墓葬拉开了序幕。

  参与了草鞋山良渚文化遗址考古的邹厚本对46年前那个初夏的考古记忆犹新,他认为,这一次考古发掘在良渚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堪称第一次发现的良渚文化贵族墓地。

  早在20世纪30年代,位于阳澄湖畔的草鞋山遗址就出土过璧、琮、钺、镯等大量玉器。1956年冬,江苏省文管会进行文物普查时,由南博赵青芳先生调查发现并确认了草鞋山遗址。1973年间,南博对草鞋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发现的良渚大墓M198令学者惊喜不已,这是草鞋山遗址发现的最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存:墓内玉器种类多样,包括钺、斧、璧、琮、镯、珠、管、锥形器等各种重要的玉质兵器、礼器与装饰品,兵器的陪葬使专家判断,长眠在此的是一位良渚国的男性贵族。

  M198中发现的玉琮有“中华第一玉琮”之称,它外方内圆,刻有兽面纹饰,这是在史前墓葬中首次发现玉琮,解决了玉琮的断代问题。林留根说,早先被误认为“汉玉”的琮、璧因而恢复了历史原貌,也使良渚文化社会等级结构问题的讨论成为学术热点。

  赵陵山遗址,

  地下挖出良渚“金字塔”

  每一座遗址揭示出良渚人生活的不同断面。在昆山赵陵山良渚文化遗址,人们得以窥见良渚文化中血腥残忍的“人殉”现象。

  从1990年到1995年,考古学家在赵陵山遗址上发掘新石器时代墓葬90座,清理出良渚文物600余件,玉器有璧、琮、环、镯、冠饰、锥形器、串饰等,品种繁多,皆以软玉精磨细琢而成。在遗址中部,考古队员揭露出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台,厚约4米,面积近3000平方米。在土台之上和边围发现的墓葬规格较高,随葬品丰富,普遍有葬具。土台南部和西北部外围则出现了一大批无墓坑和葬具的“殉人墓葬”,推测有一大批青少年男性在此被杀,有的下肢被砍去,有的双脚被砍去,有的身首异处。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杀殉现象在良渚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学者认为,赵陵山遗址的发掘对总体考察良渚文化社会面貌有重大价值。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更是形象地将赵陵山遗址的大型土台称为“土筑金字塔”。

  从1978年到1995年,南博对武进寺墩良渚文化遗址进行了五次发掘,发现四座良渚文化高等级墓,皆为东西向排列,与余杭反山、瑶山墓葬的埋葬形式一致。

  唯一保留骨骸的是M3,墓中残骨经北京自然博物馆专家鉴定,骨骸的主人逝去时年仅20岁。墓中的随葬品令人惊叹:124件随葬品中,玉璧24件,玉琮33件,数量之多超过其他同时期的高等级大墓。玉器放置也颇为神秘:5件玉璧均被分作两半,彼此相距较远,方体玉琮围绕在人骨周围。南京博物院汪遵国研究员认为,这个年轻人可能已被认定为军事首长的继承人,可惜过早地死去,因而得到了厚葬。如果这个分析成立,意味着军事首长已转为世袭制,氏族制度濒临崩溃。

  在江阴,江苏省第一家遗址陈列馆——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陈列馆常年吸引着对良渚文化感兴趣的人们远道而来。从1975年开始,江阴石庄高城墩多次有玉琮、玉璧、镯等文物发现,从1999年开始,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江阴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高城墩遗址展开抢救性发掘,发现了14座良渚文化中晚期大中型墓葬,出土文物238件(组)。最终证明,高城墩遗址是良渚文化时期又一座规模大、有严谨的布局规划和严格的建筑方法建筑的高台墓地。

  高城墩遗址是长江沿岸最大的良渚文化遗址,它丰富了良渚文化的考古资料。有学者推断,这处“高台墓地”有可能与周边寺墩、乌墩等遗址组成良渚文化另一重要区域,是这一地区良渚文化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由此提出良渚文化可能不止一个中心的问题。

  蒋庄遗址,

  残缺骨骸背后的血腥战斗

  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版图”到底有多大,随着考古发现会不断发生变化。

  “曾经有人认为‘良渚文化北不过长江’,但考古发现否认了这个说法”。邹厚本说。位于徐州新沂的花厅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向北到达的最远处,1989年发掘的花厅墓地10座大墓中,陪葬品非常丰富,学者们将出土的陶器分为甲、乙两组,甲组属大汶口文化系统特征,乙组具南方良渚文化系统特征,出土玉器则全属良渚文化系统。“这说明良渚人并不仅仅局限于太湖流域,而是积极向北发展,在花厅,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发生融合与碰撞。”在邹厚本看来,聪明的良渚人要渡过素来被称为“天堑”的长江并非难事。

  林留根则梳理出苏北地区良渚文化遗存,计有海安青墩、阜宁陆庄、东台开庄、兴化东台交界处的蒋庄遗址等。其中的蒋庄遗址考古曾引起轰动。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认为,蒋庄遗址足以说明良渚文化扩张到长江以北,向淮河流域靠近,提供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交往的新证据。

  从2011年开始,考古专家对位于江苏兴化、东台二市交界处的蒋庄遗址进行了长期发掘,确认这里是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大型聚落。

  遗址东北部的公共墓地是迄今发现墓葬数量最多、骨骸最为完整的良渚文化墓地之一,考古专家清理出各种等级的墓葬280座,出土各类质地随葬品700余件,随葬玉器中包含有琮、璧类等高等级礼玉。

  蒋庄遗址墓葬种类多样,葬式丰富,大量人骨历经五千年后依然保存完好。鉴定显示,死者中青壮年比例较高。骨骸有的无头,有的无手,有的身首分离,有的只存头颅。学者推测,这些恐怖的现象或与战争有关:良渚人来到陌生的北方,将“国界”向北推移,也因此与其他聚落发生了冲突,在战斗中造成了大量伤亡。

  林留根透露,从草鞋山遗址以来,江苏地区经考古发掘确认的良渚文化遗址或者包含良渚文化元素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上百处,多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昆山赵陵山遗址考古、江阴高城墩遗址考古、蒋庄遗址考古等均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在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能够保存众多良渚文化遗址,可以说具有偶然性,甚至可以说是奇迹。”林留根说,良渚文明的成果,到今天依然惠泽着我们。在良渚“后申遗时代”,如何将良渚文化遗址、遗存、遗物以及所蕴含的良渚精神更好地保护下来、传承下去,是全社会应该思考的问题。

  本报记者 于 锋  

  【悦读】

  三则故事,感受英烈初心

  

  我们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英烈的初心是什么?为什么会生发出这样的初心?时代变迁,每一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能不尽相同,但主流是不变的,那就是将个人的生命融入伟大的事业,汇入时代发展的潮流。

  信仰的肇始

  1919年,李大钊公开阐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次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写信询问党的名称是否用“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

  当时,李大钊每月的收入完全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据李大钊的学生回忆:“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车,中午不回家吃饭时,自带干粮,有时是一张大饼,有时是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点小菜和白开水下肚。他不吸烟,很少喝酒。”即使如此,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仍然难以应付买米买菜度日的最低开支。

  据考证,李大钊把一多半薪金交了党费,用于维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日常活动,以及购买共产主义文献。李大钊的一部分收入还用来资助学生,并经常到工人中宣讲共产主义,给工人买糖果茶叶。

  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为保护李大钊曾通知李大钊等人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李大钊却回答道:“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后,对共产党员进行抓捕,李大钊也被捕了。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牺牲时不满38周岁。在随后的日子,我们的党正如大钊同志所展望的那样,从建党初期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9000多万党员规模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为信仰不怕牺牲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红一方面军红一师红一团一路急行军,取道彝族区,巧妙地化解几世纪的民族仇恨,以天降神兵的速度直下川西南的安顺场。

  安顺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四万大军被剿灭的地方。蒋介石妄图重演历史,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

  作为全军先遣团,红一团的担子,也许是长征以来最沉重的一次——强渡大渡河,为全军继续前行打开通道。

  这又宽又凶的河,架桥不成,别说安桥桩,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

  唯一的希望就是那只刚缴获的木船,只能靠它强渡!但对面一个营的敌军据险防守,再加上水急浪大,怎样才能成功?

  1935年5月25日一早,火力配备好了,由营长孙继先率领17个英雄组成的渡河突击队,乘船渡河。他们的英勇,通过那坚毅的表情显露出来。

  他们的热血沸腾着,整个部队的热血也在沸腾着。河的对岸,一个营的敌军猛烈扫射,打得水花飞溅。船工和勇士们在波涛汹涌中力撑船篙,就这样,一团烽火过了江。

  高山的堡垒被18个勇士占领了,后续的部队一船一船地过去,红一团的勇士们从死路中闯出一条活路来!

  当时这18勇士是从全连100多位争前恐后报名的勇士中产生的,干部战士都清楚登船后面临的处境,可以说,那是一条通向死亡的船,但是大家还要争着去,他们是希望用自己的死换取红军的生!

  强渡大渡河能够成功,长征能够胜利,就是有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

  当人民的孝顺儿子

  到兰考不久,焦裕禄到火车站看望群众。

  那天夜里,兰考火车站几乎被漫天大雪淹没了,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外逃的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拥挤在候车室里,他们正等着登上开往丰收地区的列车……

  看到这些背井离乡的灾民,焦裕禄的眼睛湿润了。他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员到齐后,他沉重地说:“党把这36万人民交给了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自然灾害,工作没做好,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在兰考的470个日日夜夜,焦裕禄一直为如何让老百姓吃饱饭,过上幸福生活而着急奔忙。时间不够用,他就把自己弄成铜皮铁骨,连轴转。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那年冬天,雪格外大,他经常忍着肝疼,跟干部一起拉车走夜路给乡亲送救灾棉衣。

  有一次,他们走了一夜到了孙梁村,到了无儿无女的五保户梁大爷家,看到大爷正生病,披着单衣瑟瑟发抖,老伴双目失明,在炕上躺着。

  老人问:“这么大雪,你来看我们,给我送棉衣,你是谁啊?”焦裕禄回答:我是您儿子……公社王书记告诉梁大爷,这是县委的焦书记。梁大娘摸索着走过来,“让我摸摸我的好儿子,俺的眼瞎,但心不瞎,俺记得一辈子……”

  这就是焦裕禄的初心和信念,他从小吃过苦受过难,知道老百姓不容易,长大后受过党的教育和党的恩情,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儿子,而且要当孝顺的儿子。

  (来源:《英烈初心》) 

  

  

标签:
责编:高伟

版权和免责声明

版权声明:凡来源为"交汇点、新华日报及其子报"或电头为"新华报业网"的稿件,均为新华报业网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新华报业网",并保留"新华报业网"的电头。

免责声明:本站转载稿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新华报业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者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QQ图片20190617134105.jpg
娄勤俭.jpg
吴政隆 - 副本.jpg
苏言.jpg
受权.jpg
江苏品牌.jpg
cj.jpg

相关网站

二维码.jpg
21913916_943198.jpg
jbapp.jpg
wyjbL_副本.png
jubao.jpg
baokong.jpg
动态.jpg
00300595152_0140eb2e.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