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以前，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世界，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琉球诸国，共同构成了东亚汉文化圈。东亚文明的形成并不是由江南文脉决定的，却离不开其滋养。在无锡召开的江南文脉论坛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讲了几个让人过耳难忘的故事。

　　一种风气：新罗朝的“花郎道”

　　“花郎道”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三国时代新罗朝中后期的民间修养团体，是人才养成的基地，对国家的兴衰存亡起到了重要作用。其首领名为“花郎”，门徒则为“花郎徒”。这一风气最初始于中国北方的“燕夫人”，她“多蓄美人”，名曰成为“花郎”的人选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其一，都是风姿俊美者；其二，皆生于贵族之家；其三，颇多僧人，且长于清谈、文学和艺术。以上三点，涉及家族背景、外在标志和内在修养。“花郎”的人选标准，受到魏晋名士、名僧风流的影响，其中最要的文献记载，就是南朝刘义庆编篆的《世说新语》和慧皎的《高僧传》。

　　新罗统一了三国之后，成为朝鲜半岛文化的集中代表，而新罗文化的最高代表就是花郎，这种审美特征就是在江南文脉的影响下形成的。

　　与魏晋风流不同之处在于，新罗人将江南的文化理念转化为社会实践，造成“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最终击败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

　　一本书，《世说新语》曾红遍全日本

　　前面提到的《世说新语》，明代松江人何良俊仿照《世说新语》作了《语林》，太仓人王世贞将《世说新语》和《语林》合而为一，编成《世说新语补》。此书风靡一时，甚至压过了刘义庆的原书，不仅在中国如此，而且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尤其在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8），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形成了一股“《世说》热”，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和朝鲜。在日本的关东地区，只要精通《世说》一书，便可成为名家，堪与精通经史的学者并驾齐驱。而随着“《世说》热”的普及，这一风气也蔓延到全国，无论是京畿地区，还是北方、中部和西陲，都被“《世说》热”所笼罩，注释之著达51种之多，用《世说新语》的文体撰写本国的《世说》，其著也多达9种，就连冒名假托之作也多达8种。

　　一个人：中国使者引发朝鲜女性文学热潮

　　在今天南京市秦淮区水西门附近，有一条巷子叫“朱状元巷”，这是为了纪念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南京的状元朱之蕃（1558——1624)而命名的。

　　朱之蕃擅长诗文、书画、篆刻，在东亚文明的发展中，他作为江南文脉的代表人物之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之蕃奉诏以正使身份前往朝鲜，却意外地在东亚女性文学的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朱之番在朝鲜的时候，朝鲜方面负责接待的文人是许筠，许筠的姐姐许兰雪轩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优秀的女诗人，但生活非常不幸，丈夫庸碌，子女早天，使她郁郁寡欢，年仅27岁就抱憾而终。许筠对兰雪轩的命运充满同情，根据自己的记忆，将兰雪轩的作品恢复出来，编成《兰雪轩集》，并邀请朱之蕃为该集作序。

　　由中国的正使为朝鲜女性文集作序，这是开天辟地未有之事，既震撼了朝鲜文坛，也激发了朝鲜女性的创作热情。不止于此，朱之蕃还将《兰雪轩集》带回中国，于是在中国文坛掀起了“兰雪风”，使得兰雪轩在中国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用钱谦益的话来说：“金陵朱状元奉使东国，得其集以归，遂盛传于中夏。”

　　此事在朝鲜、日本也引发了一串的连锁反应，中国人到朝鲜纷纷向人索取《兰雪轩集》，而朝鲜女性创作热情的高涨，她们纷纷以兰雪轩为心目中的典范。《兰雪轩集》在日本也迅速流传，无论在中朝之间，或是在朝日之间，有关许兰雪轩诗歌的议论都成为外交场合的话题之一。凡此种种，追根寻源，都是由朱之蕃激起的滔天巨澜。

　　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