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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周刊荐读|全民带货
2020/04/30 09:23  交汇点新闻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30期)

  【记录】

  【悦读】

  【文脉】

  【百家】

  【记录】

  从电商狂欢、政企自救到文化传播——

  全民带货,你为何爱在社群里买东西

  2020年,疫情让一个新的网络现象成为热词,那就是“带货”了。在疫情之前,带货是网红的专利,而如今,主持人、企业CEO、市长、县长、普通人、博物馆、书店、景点、剧院都开启了各自的“带货”之路。就连我们熟悉的某同事、某邻居,也时常出现在“带货”的热潮中。

  一个全民带货的时代,已经到来!

  官员、主播、企业家,

  人人可以带货

  “咱们这款子母床,跟普通床占地面积差不多,但多了一倍的使用面积,二层护栏还特地加高,可以防止小朋友掉下来。线下至少卖1万,今天只要2000多,直播间还有300元专属优惠券。”

  3月29日,睢宁县县长薛永现身网络直播推介家具和美食。截至当日19时,共计131万用户涌入直播间,购买超过1000件子母床,帮助本地企业实现销售额超过300万元,直接带动全网沙集家具单日总销售额超700万元。

  除了带动家具复苏之外,薛永还在直播间化身“吃货主播”,为特色粉皮、稻虾米、豆卤鱼等睢宁菜系特产代言,当天带动了睢宁特产美食订单量超过12000单,“睢宁特产”相关搜索次数当日上涨了420%。

  面对媒体,薛永表示,这次直播带货主要是想通过自己为睢宁商品站台,对外增强消费者信心,对内传递政府支持本地企业探索转型发展的信号。同时,也为了帮助本地企业尽快从疫情中恢复出来,借此机会推介并打响睢宁区域品牌第一枪。

  政府官员往往以严肃的形象、规范的语言示人,如果政府官员都可以直播带货,那还有谁不可以呢?

  4月1日,一个普通的愚人节,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走上了直播带货的舞台,在抖音平台的三小时直播中,他共推荐了22种商品,当晚这些商品的销售总额超1.1亿元;

  4月6日,央视主持人朱广权与带货达人李佳琦首次搭档,为央视新闻公益专场“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带货直播,2小时完成4000多万元的交易额。一周后央视主持人欧阳夏丹与演员王祖蓝搭档,将交易额提升至6100万元。朱广权和欧阳夏丹也因此有了新网名:小朱配琦,欧阳下单。

  名人网红们纷纷将带货带出了新高度,一些并不熟悉直播规则的品牌CEO和零售商们,也在疫情的倒逼下,靠着强大的品牌背书和对产品性能信手拈来的硬实力成功突围,化身直播间里的新生代流量,带领各自企业积极自救。

  2月28日下午,苏宁易购华东大区执行副总裁徐海澜和海尔上海总经理李计坤一起,在苏宁浦东第一店做了场直播,粉丝的观看人数达到20万,销售成绩突破了350万元。徐海澜说:“很多粉丝留言鼓励,我当时就觉得不止我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一群人在互相打气。”3月23日,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现身疫后行业回暖第一站三亚,在亚特兰蒂斯酒店开启了他人生第一场直播,并在1小时内卖掉了价值1000万元的酒店套餐。

  就像当年非典成就阿里巴巴和京东一样,新冠疫情成就了网上带货直播的新销售模式。仅拼多多在近两个月内就举办市长、县长、区长直播带货活动近50场,售出滞销农产品超过6亿斤。官员、企业家和网红们用实际行动诉说了一个真理——只有和时代同频共振,才是拯救企业、谋求发展的不二法宝。

  小区群、同事群、商家群,

  处处是带货场景

  突然爆发的疫情让全民宅在家成为了一种“迫不得已”,“买东西,进群说”已经成为疫情带给人们的新习惯。生鲜、水果、日用品,生活所需的各种东西都能在群里买到。南京新百、金润发超市、多伦多海鲜自助餐等等各类商家纷纷开建微信群,设专职人员在群内带货。

  网友“蓝玫瑰”是江宁某小区业主群的群主,每天打开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各种蔬菜、肉类的图片、名称和价格逐一填进一款接龙小程序,然后分享到业主群里。不一会儿,手机上就频繁响起提示音,告诉她已经有业主下单了。到了下午取货的时间,蓝玫瑰还要和配送员对接,清点所有物品,并在小区货架现场看顾,直至大家把东西全部取走。她说:“大家的初衷只是在疫情严重时线上团购,如今接龙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团建和社区文化一样把大家联结在一起。”

  随着全面复产复工,单位同事群日渐活跃,不经意间身边的同事也成了带货达人。

  爱吃会吃又怎么吃都不胖的体质,让美食编辑小易在工作中如鱼得水。疫情期间,一家很熟悉的餐饮公司因为闭店滞销了许多囤积的牛肉,小易把团购链接往单位群里一扔,一天不到就接到了62个订单接龙,这个成绩激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餐饮方面的资源多,而且都是星级酒店,产品品质有保障,同时媒体又有用户资源,正好搭建这样的桥梁,给供需双方都提供点方便。”于是,小易新建了一个群就叫“某某公司第三食堂”,开始他的带货生涯,红丝绒蛋糕、麻辣小龙虾、卤味拼盘、新鲜水果、咖啡下午茶……就连干洗服务也成了他带货团购的内容之一。

  小易告诉记者,为了服务好同事们,他除了事必躬亲,率先体验所团之物,还经常设身处地思考同事们究竟需要什么。“据我观察,单位的同事都很有情调,所以甜品蛋糕下午茶特别受欢迎。还有如干洗、净菜之类的服务都是职场人士的最爱,所以我会去谈一些这样的服务来开团。”在如此贴心暖心地经营下,小易的“第三食堂”不到两周就迅速满员,并开起了“第四食堂”,找货源、发布团购接龙、开直播、售后维护,他俨然成了“总经理”。

  而总经理在带货的时候特别像一线销售员。江苏舜天海外旅行社总经理朱茂嘉的朋友圈在3月的某一天突然画风突变,发起了各种带货小广告:上市的新茶由苏州东山茶场直供;热销冠军“新疆花园纯牛奶”1箱20包;青岛大虾4斤礼盒装冷链直发……旅游业是疫情中受损最严重的行业之一,朱茂嘉带着同事转型发展,公司所有员工在朋友圈转发带货,也为公司自救和转型提供了一条新通道。

  无处不在的带货场景令置身其中的我们深切感受到全民带货的热闹氛围。在南大心理健康教研中心主任费俊峰看来,全民带货首先是商家的生存需要,从心理需求来说,各种带货形式也满足了每个人的参与感、满足感以及认同感。

  全民带货一方面是购买行为,另一方面也具有社交属性,并引起了销售模式的新变化。以前店家和顾客因为供需关系而连接,而现在人们因为社群化生存而产生交易。疫情加速了销售模式的瓦解和重构,今天的买方和卖方有可能因共同兴趣爱好或相投的审美情趣、统一的价值观而聚在一起,成为熟人。只要你有专长、有趣味,就可以吸引很多人,与其说直播带的是货,倒不如说带动的是人心。能和买家共情是一种核心能力,而购买行为则是这种行为带来的副产品。

  从商品到文化

  带货渗透物质和精神生活

  疫情之下,诸多领域内的企业面临生存挑战。除了实体零售、餐饮等商家积极开展线上自救外,文化、旅游行业也纷纷转战线上。

  继先锋书店等多家实体书店开启直播带货模式后,不少出版机构也将目光投向线上。主打世界文学图书出版的译林出版社,一个月来,在微信、微博、B站、抖音等多个平台同步进行了多场直播,涉及文学、社科、童话等领域,每场实时观看、互动的在线读者多达一千多人。“知识干货的直播符合读者的核心需求,优质内容是出版社在互联网时代的最大发展优势。”译林出版社营销推广部副主任龚文宇说。同样开启直播带货的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傅梅则认为,直播的社交功能正在强化书籍陶冶精神、慰藉心灵的作用,当下的观众正需要“贴心”的陪伴式、聊天式直播。

  而当闭馆70多天的故宫在万众期待中开启了2020年首场网络直播时,上亿观众涌向直播室。隔着屏幕,观众们看到了故宫里的杏花、海棠、梨花配着红墙黄瓦的宫殿,美得令人心醉。故宫之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30多家国内著名博物馆也纷纷开启云游模,直播带货。仅从淘宝直播推出的“云春游”来看,该项目累计吸引了近千万人次在线参观,相当于法国卢浮宫一年的客流量。

  从商品到文化,可以看出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南京大学当代研究院院长助理陆远表示,相比起日常快消品,文化产品更适合直播带货的模式。陆远说,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更看重的是其精神内涵和对心理的影响。而我们购买文化产品也是在精神上得到一种快乐和满足,是在精神层面上构建一种消费的场景,互联网天生具有很强的塑造场景能力,文化消费产品也生来具有这种精神性和非物质性,它们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因此特别适合这种直播销售的代入。费俊峰建议,在全民带货的热潮下,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和样式来推荐我们所在地的文化,比如说宣传南京,江苏的文化、旅游、民俗、历史传承等等,讲好中国故事。

  其实,无论商品还是文化,全民带货的底层逻辑是互联网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并驱动着生产、运输、仓储、物流的正常运转。当面对面的社交因疫情而中断后,我们仍然能在网络世界中实现各种沟通、交流和交易。今天的中国,是全球互联网普及度最高、互联网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即使全民禁足,人们仍然可以安心宅在家里,通过线上购物、群内团购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正是互联网技术建立的信用、下单、支付体系,支撑着人们从之前的博主、群主“进化”到了带货的货主。

  当我们身处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所描述的消费社会,消费成为人与人、人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作为新生现象,全民带货中的问题也引起了关注。中消协3月31日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中显示,“夸大其词”“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版”成为消费者对直播电商行业最集中的“吐槽”。有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一种新业态,“直播带货”需跳出“挣快钱”的桎梏,前置化风险处置,避免走上以往电视购物风险频出的老路。

  伴随疫情兴起的这股全民带货热潮到底能持续多久?线上带货的形式到底是新风口,还是特殊时期下的昙花一现?时间将会给出答案。

  交汇点记者高利平

  【悦读】

  新华云书房|月落荒寺,在当下对“存在”进行追问和反思

  去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月落荒寺》。这部小说是当代作家格非的新作,以一段充满遗憾的男女情事为主线,细密勾勒出都市知识分子与时代同构又游离于外的种种众生相。

  作家格非新作《月落荒寺》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学不断丰富和拓展的内涵,及其鲜明的时代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有深刻的领悟和准确的把握。在《月落荒寺》入选“新华书房”2020年第一季度10本好书之际,新华云书房连线张光芒教授,请他对蕴含于该书中的幽微人性,以及所描绘的当下社会中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进行了专业的解读与评析。

  采访嘉宾:张光芒,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市栖霞区文联副主席

  崇高理想,遭遇“时代性”消解

  新华云书房:张教授,您好。《月落荒寺》围绕主人公林宜生,讲述了中产知识分子群体的交友圈子及其庸常生活。您认为,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与价值认同矛盾,《月落荒寺》的表达有何特色?

  张光芒:很多论者认为格非这部最新长篇力作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与价值认同矛盾”。当人们强调这一主题的时候,也许还没有充分关注到这部小说新的写作特质,而且过分夸大了小说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倾向。在我看来,林宜生虽然像很多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描写的那样,在身份上似乎仍然可视为比较典型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但在这部作品中,他更多地表现为一位有些体面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多地呈显出的是符号化的和身份化的标签功能。

  人们习惯从个体与环境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等方面来分析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及其典型意义。但在《月落荒寺》中,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的发生形式及其内在逻辑有了新的审美变化。从个体与环境的矛盾来看,林宜生等人身上凝结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林宜生们并没有经历从中心到边缘的过程,本来就属于边缘本身;另一方面,他们本来也没有“中心化”的企图。妻子出轨,儿子叛逆,结婚离婚,为情所困,这些都是当代中产阶级“存在”意义上的本相。我们不能单向地说是环境给主人公造成如何尴尬的处境,其实主人公本身也是这种尴尬“存在”的来源,是小说所展现出的新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来看,林宜生也并未产生过多少与“骨感”现实相冲突的“丰满”理想。只是为了躲避母亲的唠叨,他博士毕业后不顾导师的苦苦慰留,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赶上复兴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他如鱼得水,奔波全国各地讲课,仅此一项,年收入即高达百万。这与很多中产、白领牺牲健康与人伦之乐以换取高收入的行为几无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不但没有撞击他的理想,反倒成全了他,因此价值认同的矛盾也不再那么明显。

  新华云书房:《月落荒寺》讲述的是发生在当下社会的故事,却通篇营造出的梦幻迷乱的场景、来去缥缈的人物、怪诞的行事和表达,您认为作者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张光芒:“抒情”“诗意”“纯洁”“真实”,这些农业文明、手工时代追求的审美情调与人格构造幻梦,在复制拼贴盛行、荒诞真实接轨、资本艺术联姻的当下早已春去了无痕。作为抒情精神的艺术载体,古典诗歌、音乐、艺术电影等曾经用以抵达生命最高自由的审美情怀和超越理想,慰藉着人们的灵魂。如今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汹涌澎湃,都市文化硬性结构迅疾蔓延,诗意话语传统、伦理人文体系、乡村宗法体制正在遭遇解构。

  在现代化车轮硝烟滚滚、一往无前的奔突号鸣中,欣欣向荣的成功神话与主体异化、物化及理性精神的破灭构成强烈的对比,朗润、纯洁、典雅的审美情致及其弘扬的心理结构框架、身份认同节点,在形形色色的欲望图像、心灵鸡汤、信息知识的纷至沓来中呈现出一地鸡毛的碎裂感。这种碎裂和荒诞的感受推动了反讽、戏谑、狂欢、戏说等手法的流行。在现实与荒诞之间,现代小说建构了一种新的叙事张力和神秘氛围。

  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重镇之一,格非既有强大的审美叙事能力,又是独树一帜、后劲十足的思想型、探索型作家。以精致舒雅的语言、巧妙复调的结构、从容又迷离的节奏建构起意象丰盈、思想内涵多元的审美意蕴,这是格非小说给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内隐的先锋气质、探索性审美追求、精神分析学的视角,使得作家对个体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中的生存状态进行摹写时,不单写其精神奴役的创伤,更写其精神与现实冲突之下的迷茫、慌张乃至荒凉,揭示平淡细节背后命定无常的暗潮汹涌。这一点在《月落荒寺》中表现得更为深邃圆融,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生活轨迹,实际上却是命运之手和时代风云交际的一个个暗藏杀机的节点,其编码稍一变动,就会面目全非。生活与戏剧、真实与谬误、现实与荒诞,也绝非泾渭分明,所谓真作假时真亦假,真实与魔幻只不过角度、光影、时空异同造成的不同感受。

  马尔克斯在谈到《百年孤独》时,认为没有什么魔幻,他只是书写了拉美的现实,拉丁美洲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魔幻式的。无独有偶,在格非的文学世界中,人们对消费背景下的种种荒诞也早已经熟视无睹。无论沉迷、挣扎或者陷落,任何人、任何事物都难以摆脱资本的控制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罗,音乐、情感、茶艺、宗教,它们的超越性正在一一遭到解构。而楚云的行为看似神奇,她却不伪饰、不自弃、不背叛,不受观念、概念的束缚,拥有最真切的生命感和自我意识,最为了解自己生存的基本状态。格非娴熟地运用互文、意象、复调等叙事手法和策略的“精神分析”型命运叙事,引领读者生发出具有哲学意味的关于人的精神、人的存在的追问与反思。

  似“梦”还真,契合复杂人性

  新华云书房:作者格非曾表示,《月落荒寺》中“安排了很多埋伏,花了很多的心思,希望大家慢慢读”。在您看来,《月落荒寺》是如何通过精细的谋篇布局来展开主旨意象、表达思想感情的?

  张光芒:《月落荒寺》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格非小说追求意象串连、情感流动、内在象征的结构艺术。它不追求表层结构的完整与明晰,而强调多元叙事与复杂生活之间的契合。从表层结构看,《月落荒寺》并没有一条很系统的主线,也不存在一个很完整的戏剧冲突。但仔细阅读体会,我们会发现,小说叙述精细地建构起了存在本身完整的内在逻辑。叙述者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性,打破生活表象推演的顺序,正是为了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其来龙去脉。

  比如,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每当他想弄清楚这个四月的午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眼前首先或最后出现的,始终是她在窗口的凄然一笑。”表面看来,这般描写带有一定的神秘性,甚至让人难以捉摸,但这其实非常符合林宜生与楚云各自的性格逻辑,也契合他们二人关系的发展过程。那天林宜生出门前服用了抗忧郁的药,楚云起身打了一个电话,再加林宜生午后的情意迷离,不免让人感到一种真实与梦幻的错乱。《月落荒寺》中,许多这样的小小细节在不经意间就勾连起前因与后果,充满着美学上的微言大义。

  新华云书房:格非曾表示,从《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再到《隐身衣》《月落荒寺》,实际上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持续的思考,当然也有一些区别”。请您谈谈这些“连续”和“区别”,以及其中蕴含的意蕴。

  张光芒:就其主题和艺术风貌而言,以先锋气质和传统人文情怀的多元融合书写历史风云变换中的知识分子的新知旧梦,将精神分析的触觉突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探查人的精神内在肌理的脉动,纪录每个尘埃性个体在历史风云变换的冲击下纠结迷茫的心路历程及其缠绵凛冽、断裂又悠长的回忆,并在此基础上反照、思考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构成了格非创作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从《江南三部曲》到《隐身衣》与《望春风》,格非小说的确对百年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着“持续的思考”。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不再被赋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品格,更多呈现为谭端午(《春尽江南》)那般困顿、虚弱、无奈的状态。而《月落荒寺》则更将这种思考推进到当下,描写以北京五道口某理工大学老师林宜生为中心的都市文人的日常交往。小说撕开艺术策展商、沉迷书法、茶道、佛经的官员、“骨灰级”古典音乐发烧友、杂志总编兼乐评等人生活想象的保鲜膜,打破了资本神话光鲜亮丽、雍容典雅的滤镜。其对乡土书写的有意游离、对都市中产文人圈生态情态的揭示、对艺术审美纯粹性的坚守、对个体精神种种虚无状态的探照和解密,相较前作,也进一步深化了小说文体思想意蕴、艺术追求的厚度、广度、深度与高度。

  “生”本荒凉,需重视精神心灵

  张光芒:生年不满百,长怀白日梦,更兼千岁忧。梦中何求,何以解忧?文本透出这样的讯息:生本荒凉,生的最终意义不是占有、获得、充满,而是感受并且确认自我的存在,反驳符号化、同质化、概念化的生活模式与幻影,对抗无视与遗忘。这也许正是“月落荒寺”这一书名的密码:“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于荒凉之处见月光,这是照耀荒寺的月光,也是纯粹,是不可强求、转瞬寂灭的人伦亲情和“楚云易散,覆水难收”、刻骨铭心又无可奈何的爱的悲欣。

  德彪西《月光》奏响时,一轮明月越过寺院的废殿,升至四合院的屋脊之上:“不论是坐在前排的商界精英和社会名流,还是散席上的那些普普通通的爱乐者,此刻都沉浸在同一个旋律中,恍如梦寐。不论这些人是有着精深音乐素养的专业人士,还是附庸风雅之辈,不论他们平日里是踌躇满志、左右逢源,还是挣扎在耻辱、失败和无望的泥潭中艰辛度日,所有的人都凝望着同一片月色溶溶的夜空,静默不语,若有所思。”这是反讽之后同情的理解,也是对纯粹、艺术、自由的祭奠与招魂。

  新华云书房:谈及《月落荒寺》的创作,格非曾说:“今天的小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第一个方面是科学以及数学或者说大数据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使得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被分析、可以被解释的。第二个非常大的压力是来自于新闻,这使得小说越来越像新闻……”

  从这一层面来说,《月落荒寺》寄托着格非“让小说回到神秘”的愿望。作为当代小说的专业研究者,您如何评价这样的观点?

  张光芒:作为叙事文体,小说的精神源头是神话、寓言、野史,且史传与早期小说的相互混融也是不可否认的。对生活的想象、猜测性阐释和对人的精神心灵图景的摹写,构成现代小说的独特魅力,格非无疑是这种叙事魅力最有力的彰显者之一。当前创作的一些倾向的确值得令人反思。比如不必要地以古今中外文化知识的堆积展览填充叙事,将文学当作展示知识考古学、智性审美趣味的舞台。而新闻因素的强行加入也成为一种新的冲击外力,越来越多作家创作的灵感来自新闻报道,比如背着老乡尸体千里返乡、灾害瞒报、拐卖妇女、矿井谋杀等社会热点新闻便是《高兴》《带灯》《极花》《神木》等小说创作的重要叙述动源。并且,这种新闻创作手法还进一步渗透影响了小说叙事的结构、节奏等。我认为,格非“让小说回到神秘”的努力非常有针对性,这种文体自觉意识,缓解了文学审美自足被解构的焦虑。但这种神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混乱、无意义和无逻辑,而是回到生活的碎片化和流动性,回到人性的复杂性和存在的多元性。其最终目的是通过美学的神秘抵达存在的神秘,也而揭示更多的昆德拉所说的那些“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

  交汇点记者 吴雨阳

  【文脉】

  这些在江苏发现的文物告诉你,“分餐制”曾流行了数千年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在饮食方面,很多人越来越习惯于采用“分餐制”,餐馆饭店也纷纷为食客们准备公筷公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习惯采用围桌而食的“会食制”,而外国人则习惯于一人一份的“分餐制”,甚至还有人认为,“分餐制”发源于日本。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分餐制”在中国有着古老的传统,不仅在文献中能够找到大量记载,在江苏多家博物馆,馆藏文物也记录着古人长期采用“分餐制”的饮食细节。

  当代中国人更习惯采用围桌而食的“会食制”

  “举案齐眉”是爱情,也是分餐制

  “在一个盘子里共餐的会食方式,虽然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它确实算不上优良。”长期研究中国饮食史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认为,会食制的历史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古老,存在的时间也就是一千多年。反倒是优良的分餐制更古老,文献和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分餐制在古代中国曾实行了至少三四千年。

  走进南京博物院历史馆,记者见到一件出土于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的“漆案足”,展板上还原了这件漆案的本来面貌,上面布满了漂亮的云气纹。

  “漆案是汉代的食案,是中国古人分餐进食的见证物之一。这件‘嵌宝石漆案’是实用具,使用的时候,案上摆放盘、耳杯和筷子。”南博副研究员陈刚说。

  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发现的嵌宝石漆案还原图。 赵亚玲 摄

  据考证,至迟到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600-4000年),古人就以小食案进餐。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专家们发现过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木案一般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还放有酒具多种。王仁湘认为,这一发现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4500年以前,也暗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正是有了食案,“一人一案”的分餐形式正式出现。

  《后汉书·梁鸿传》载,东汉隐士梁鸿和妻子孟光隐居在吴郡(今苏州)。梁鸿很有才华,但不愿意出来做官,靠帮工为生。每次梁鸿做工完毕回家,孟光早早地把饭菜准备好,放在食案上,双手捧着,举得和眉毛一样高,恭敬地送到丈夫面前,请他食用。

  “举案齐眉”是出自江苏的成语,记录了古人的“分餐制”

  另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也是“分餐制”的写照:南陈时,国子监祭酒徐孝克在参加陈宣帝举办的宴饮时,常常偷偷将食案上分派给自己的食物带回家供奉给老母,被奉为孝亲典范(《陈书·徐孝克传》)。

  诞生于江苏的成语“举案齐眉”诠释了夫妻情深,徐孝克偷带食物则是出于孝心。但这两则典故都为分餐制的重要道具——食案提供了生动的注解。

  南京博物院所藏漆耳杯,在“分餐制”年代也被广泛使用。 赵亚玲 摄

  徐州画像石里,汉代人这样吃饭

  在“分餐制”年代,古人是怎样聚在一起吃饭的呢?光盯着一件小小的食案看是不够的。来到楚韵汉风的徐州,你能够找到答案。

  走进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馆内收藏的大量汉画像石再现了汉代人吃穿住行的各个生活片段。“汉代人宴饮时,每位宾客的面前摆放着低矮的食案,侍者将每道菜肴装在食盘里端上,宾客据案而食,食物互不混杂,仅吃属于自己的食品。”指着睢宁九女墩汉墓出土的“宴饮图”,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研究员武利华说。

  睢宁九女墩汉墓出土的“宴饮图”(局部),图中可见用餐者面前放着食案

  另一幅出自于徐州洪楼祠堂汉画像石的“迎宾宴饮图”也颇为典型。男宾女客并不在一起用餐,男宾头戴进贤冠,坐在堂上,女客头梳高髻坐在后室中,每人面前都各自有一件放置食具的食案。

  徐州洪楼祠堂汉画像石中的“迎宾宴饮图”,图中可见用餐者面前放着食案

  从先秦到宋代,“分餐制”是中国人最主要的就餐方式,这一漫长时期内诞生的各种食具都是分餐制的见证。在南京的六朝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各种六朝人使用过的青瓷碗、青瓷盘、青瓷耳杯等。一件长方形、里面分成九个方格的文物引起了很多参观者的兴趣。“还还真有点像我们画水彩画时用的颜料盒。”一位参观者说。

  据了解,这件所谓的“颜料盒”其实是西晋时期的青瓷槅,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上坊街道。在收藏家马未都看来,槅就是一件典型的“分餐制”食具。

  六朝青瓷槅 赵亚玲 摄

  有研究者考证,槅最早出现于西汉,流行于南北朝时期,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槅可盛放水果、点心或者饭菜,非常轻便,易于携带。六朝宴饮之风盛行,贵族们常常游宴于山水之间。仆人们提前准备好主食、菜肴、水果、点心,放在槅不同的格子里。用餐时间,每人手持一件槅,各自吃饭,相当方便。

  六朝文士在野外郊游宴饮

  《韩熙载夜宴图》里的“饮食智慧”

  家人朋友围桌而坐,举著共食,觥筹交错,这是有别于“分餐制”的“会食制”,也是当代中国人最熟悉的饮食方式。“会食制”的历史虽没有“分餐制”悠久,但它毕竟取代了后者。

  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王仁湘认为,这与唐代出现高椅大桌有关。至少到唐中晚期,高足桌椅已经非常普及。家具的创新与变革引起了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国人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新的坐姿使“会食制”成为可能。

  敦煌壁画里已经出现人们围坐在桌旁宴饮的画面

  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中的《野宴图》,人们已经不再采用食案吃饭。

  仔细审视诞生于南京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你能发现从“分食”到“会食”慢慢演变的线索:韩熙载和另外三位好友坐在一张大桌边,桌上放着四人各自的一套食具,互不混杂;另一人坐在小桌边,桌上是属于他的一套食具。

  画家顾闳中记录下南唐士大夫的饮食方式:场面热烈的“会食”虽已成为潮流,还只是有会食气氛的“分餐制”。人们围坐在一起,但食物和餐具都是“一人一份”。

  诞生于南京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到宋代以后,真正的会食——即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才出现在餐厅里和饭馆里,在《清明上河图》中,汴京餐馆里摆放的都是大桌高椅;宋代墓葬的一些壁画上也有不少夫妇同桌共饮的场景。”王仁湘说。

  “分餐制”和“会食制”都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各自有大量的文物提供佐证。但平心而论,两种饮食方式各有利弊,“分餐制”虽健康卫生,但食物太过平均,难以照顾每一个食客的口味;“会食制”满足了食客对美食多样性的需求,气氛热烈,增进感情,但彼此间津液交流,传染疾病的风险很高。

  《清明上河图》中,餐馆里摆放的已经是大桌高椅,人们坐在一起吃饭

  《清明上河图》中,餐馆里摆放的已经是大桌高椅,人们坐在一起吃饭

  王仁湘研究员建议,可兼取“分餐制”和“会食制”的优点,就像《韩熙载夜宴图》采取的“大桌分食”方式,这种“分餐制”借了“会食制”固有的条件,既有热烈气氛,又讲究饮食卫生,且弘扬了优秀的饮食文化传统。

  交汇点记者 于锋

  【百家】

  每一次破坏,都意味着一次重生

  文/吴晓斌

  我们正在经历的2020年,它带给个人、国家甚至地球的,恐怕是这些年来最大的意外感。造成这个巨大意外的,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敌人,名字叫“新冠肺炎”。

  充满黑天鹅的时代,企业向死而生

  从有关数据来看,从1月底到4月初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倒闭的规模以上企业大概在30万家左右。仅仅是服务行业,从1月底到2月底,中国餐饮业的损失就高达5000亿人民币左右,而中国大旅游行业的损失在1万亿左右。

  在整个社会运转一度停滞目前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企业该如何自救呢?

  浙江有一家知名鞋企“红蜻蜓”,过去20多年,在全国开了4000多家连锁店,疫情是钱老板创业以来最具有毁灭性的事件,门店全部停业,8000多名员工每个月工资几千万元,更可怕的是,这种情况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转型通常由两种情况带来:一种是主动求变,另一种绝地求生。红蜻蜓属于后者。钱老板带着大家做直播,过去两个月发动了8583个员工举办了3338场直播,共有750个经销商参与,营业额5300万元。

  这一切发生后,钱老板说了三个“没有”:如果没有疫情,不会全员直播;没有之前两三年建立的CRM系统,8000多个员工的联系,700多个经销商的互动就没有平台;没有这次实验,不会意识到世界已经改变了,我们永远回不到24小时之前。

  我想,过去70多天中,所有在疫情下挣扎的人们,都会相信我所讲的这句话:“在这个充满黑天鹅的时代,我们只有向死而生。”所有变化都不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发生的,而是在雷电交加的时候,逼着你做出选择。

  蒙牛又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看照片,蒙牛的牛脖子上佩戴着一个智能脖环,内置传感器,抓取心跳、体温等数据,检测牛的健康状况,进而确保牛奶安全,管制整个的供应链系统。

  蒙牛还通过钉钉这样的专业工具,将员工、经销商、供应链每个环节上的人员和渠道全部有效地管制起来。蒙牛怎样保证每一瓶牛奶都是健康的呢?除了责任心、勇气以外,就是企业必须具备智能化的工具,再造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云和智能技术,让公共服务屡创奇迹

  湖北有一家企业叫农信银行,它服务的都是农民,养鸡的、养鸭的、养猪的。当疫情发生后,农信银行自己的信贷系统停滞了,怎么办?

  他们把所有的数据搬到线上,建构了中国第一个有云营业厅的银行,让农户通过在线视频进行开户、面签和核准,通过云平台和云视频双录,向小微农户发放贷款,在过去两个多月,他们共发放了1.3亿的贷款。

  这1.3亿的背后,就是几万家、十几万家养猪、养鸡、养鸭农户,智能化大数据拯救了这家银行,也拯救了这些数以万计的农户。

  疫情严重时期,有一艘邮轮停靠在广州港,邮轮上共有8000多位游客,其中有人被确诊新冠肺炎。广州疾控中心立刻要调查这8000多人的行动路线和健康状况。这需要多少天呢?答案是:一个月。

  广州疾控中心马上找到阿里云寻求援助,阿里云团队在早上8点40分接到需求,下午15点30分,他们完成了系统搭建,通过智能系统将短信发布给8000名游客,到了晚上23点47分,这8000名游客的排查结果已经全部报送到广州疾控中心的办公桌上。

  这样的速度和能力,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组织靠激情、靠口号、靠勤勉就可以完成的,它靠的是今天正在发生的这一场智能工具革命。依靠工具产生的效率,改变以往很难想象的公共服务任务和需求。

  浙江大学有70000多名师生,疫情使学校暂时封闭,怎么办?浙江大学在7天时间里,在云上建设了一个浙江大学。这件事并不轻松,各个系都是独立的岛屿,每天有不同的老师在不同的教室上课。但是浙大通过“浙大钉”将线下200多间教室变成了能够实现线上录播教学的场景,并且组建了5000多个班级群,让3000多门课程的老师在自己的家里和书房上课。7天以后,浙大7万多名师生得以在自己的家里,继续正常的大学教育。

  这就是云技术给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大学造就的新的能力。

  决定未来的新基建,正被全速重构

  在疫情下,我们的新基建正在被全速重构。

  第一个就是云服务应用平台,经过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和使用。

  第二个是“城市大脑”工程的建设。下一次危机,可能不叫新冠肺炎了,谁都不知道它叫什么,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城市能否快速应对?所以,本次疫情必然推动全国“城市大脑”工程的建设。

  第三个,全国联网系统正在全速重构。前两天我从杭州坐高铁到上海,下车后我拿着手机扫描了上海高铁站的二维码,上海的卫生系统就立刻通过我的杭州绿码确认我是一个健康人。在疫情前,上海和杭州两个城市的卫生系统里公民卫生系统是隔绝的,疫情迫使大家必须交换信息,打通系统。

  第四个,被全速重构的是5G网络建设。2019年被称为“5G元年”,5G基站达到10万个,2020年底预计达60万个,三年后将会有400万个,5G会成为新基建的重要基础建设设施。

  第五个,公共健康卫生系统。医护人员是这次抗疫行动中最重要的贡献者,但中国每千人所拥有的护士人数是欧盟的1/10,是美国的1/12。我们很多医院的设施仍然无法满足广大城乡民众对健康的需求。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提示,未来我们是否可以在公共健康卫生领域投入更多,我们的医院、医疗设备、药品流通等领域有没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

  每一次破坏的结果,都意味着一次重生。但我们也必须要明白,破坏发生意味着既有秩序的瓦解,而破坏所产生的重生,充满着各种挣扎、冲突和恐惧。变化带来重生,所有的重生一定伴随新的恐惧诞生,面对恐惧诞生迎难而战的能力,就是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

  2020年才刚刚开始,就充满戏剧性和挑战,我们期待到2020年结束时,我们可以对自己说:在过去这个难忘的、不可选择的一年,我们让自己、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作者为著名财经作家,本文编辑整理自“激荡2020,疫情特别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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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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