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铁马背后的千年文脉，两个徐州人开启了中国古典目录学

　　“艺文志”是我国特有的目录类型，指由历代或当代地方著作汇编而成的目录，对搜集图书文献和考订学术源流具有重要作用。在2016年启动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中，地方艺文志的出版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展现江苏历史文献家底，呈现江苏文化整体景观。近日，作为《江苏文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艺文志》（增订本）28册由凤凰出版社推出。今天，我们从《江苏艺文志·徐州卷》，看千年徐州别具特色的城市文脉。

　　美丽的古城徐州视觉中国供图

　　2016年启动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已迎来精彩下半场。作为工程的重要成果，预计出版3000册的《江苏文库》已推出两批图书，涉及书目、文献、精华、史料、方志、研究六编。刚刚面世的《江苏艺文志》（增订本）正是“江苏文库·书目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江苏籍学人以及小部分外省流寓江苏作者著、编、注、评、校勘、增补、翻译的书目。

　　《江苏艺文志》（增订本）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就主持编纂过《江苏艺文志》，以当时的行政区划分为11卷15册。20多年后，旧版《江苏艺文志》的各种问题日益显现，进行增订势在必行。从2014年开始，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凤凰出版社与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及其学术团队合作，在旧有的《江苏艺文志》基础上进行订补，“增订本的《江苏艺文志》被收入《江苏文库》，从原来的11卷调整为13卷，由原来的15册增加到28册，收录的作者达到了29617人，著作更是多达85309种，这里面凝聚着120多位专家学者多年的心血。”江庆柏教授说。

　　旧版《江苏艺文志》

　　地处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交界处的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回顾徐州2600多年的建城史，浮现在人们眼前的往往是沙场狼烟，回荡在耳边的常常是鼓角争鸣。

　　徐州汉墓

　　“其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徐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刀光剑影的悲壮史和大河横流的血泪史，更有着璀璨的南北文化交融史和荟萃人文的创造史。”江苏师范大学赵明奇教授长期研究徐州地域文化，他这样阐释徐州文脉的特点。

　　从汉代以来，在中原文化、江淮文化、齐鲁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徐州文化多元开放，异彩纷呈，世代传承。翻开《江苏艺文志》（增订本）中的“徐州卷”，那些在江苏文化史上留下名字的徐州人一一浮现在眼前：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刘安、陆贾，唐代刘知几，宋代李淑、陈师道，清代张竹坡、孙运锦，近代张伯英……他们焚膏继晷，夜以继日，躬耕于史海文翰，代不乏人。

　　刘向刘歆父子雕像

　　早在西汉末年，两位徐州人、楚元王刘交的后裔——刘向刘歆父子为天下人整理图书，同时也为中国目录学奠定了基础。汉成帝时，刘向主持皇宫藏书校改工作，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每一种书经过校勘，缮写定本后，由刘向撰写叙录（内容提要），介绍书的名目、内容和校勘经过，剖析其学术源流与价值。这些叙录汇编在一起，即《别录》二十卷。《别录》是我国第一部解题性的综合性分类目录书。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亲的校书工作，他在《别录》的基础上，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著录图书603家，13219卷。

　　《别录》《七略》

　　“《别录》和《七略》总结了社会已有的思想和学术成果，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图书财富。受其影响，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重视图书建设，设置有专门的藏书处，并组织专门人员收集、整理、保管图书，编制目录，这对中华文脉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庆柏说。

　　刘向刘歆父子在其他方面也有突出贡献，他们共同编订《山海经》，刘向编著了《新序》《说苑》等，记述历代帝王故事、诸子言行，借以阐释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四库全书总目》评《说苑》：“议论醇正，不愧儒宗”。刘歆在天文学、历法学、史学等方面也有贡献，他整理的《三统历》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刘歆还对圆周率做出过重要修正。

　　同样在汉代，淮南王刘安（徐州人）和众门客编著《淮南子》，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墨、法和部分儒家思想。梁启超赞誉《淮南子》为“汉人著述中第一流”。

　　刘向

　　毫无疑问，徐州在汉代迎来了首个文化高峰。在江庆柏教授看来，这是因为刘邦政治集团在彭城的崛起，奠定了徐州地区文化的根基，以刘向、刘歆、刘安为代表的徐州汉室贵族有机会接触到藏书，具备了校书、编书、著书的可能性。

　　汉代以后，徐州的地方历史文献的发展渐渐走入低谷期，和同处江苏的苏南地区相比，徐州的古籍相对较少，后世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或“经籍考”残缺疏漏的现象也很严重。究其原因，赵明奇教授认为：“一者，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处此要冲，金石俱焚，文献几存？二者北宋以来黄河夺泗，水患频频，波涛之下，房舍荡然，安有完书？”

　　《说苑》

　　不过，唐代的徐州依然有流传后世的名著问世。《江苏艺文志》（增订本）“徐州卷”显示，生活在唐玄宗年间的徐州人刘知几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通》，提出作史要坚持实录直书，史学家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合称“三长”，对后世的中国史学研究影响深远；清代康熙年间的徐州人张竹坡仅用十几天时间，就完成了对《金瓶梅》的点评，多达十余万字。张竹坡更将《金瓶梅》称为“第一奇书”，推动了《金瓶梅》小说艺术论系统的形成。

　　《史通》

　　摸清古籍家底，梳理徐州文脉。历时多年，徐州学者们对《江苏艺文志·徐州卷》进行了重新增订，收入作者832人，著作1783种，增补馆藏信息数千项。在增订工作的负责人、徐州工程学院文学院院长薛以伟教授看来，这是一项继承徐州老乡、西汉刘向目录学传统的工作，其间充满了艰辛。

　　薛以伟认为，从总体上看，徐州历代文献典籍呈现“两端丰厚，中间薄弱”的特点。两汉时期作为13位刘姓楚王和5代彭城王居地的徐州著述颇丰，虽经时代动荡、岁月淘洗，尚有大量残篇断简存世。清代和民国初期的徐州地处南北、东西水陆交通孔道，文化大兴，著述亦丰，著录书目和现存著作很多。

　　《江苏艺文志·徐州卷》

　　虽然在整个《江苏艺文志》（增订本）中，徐州卷所占的篇幅并不大，但江庆柏认为，地域特色明显、弥漫着楚风汉韵的徐州文脉是江苏文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江苏文化发展的源流来看，徐州学人的著作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些著作甚至在我国文化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刘安的《淮南子》、刘知几的《史通》，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内容博大，有一种融会贯通的气象，力图通过宏大的视角，建立一个自身的体系。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