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献礼片密集筹备离开“小人物”献礼如何赢得共情

　　交汇点讯 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以31.7亿元的票房体量，“测验”出了献礼片的市场容量。紧接着的2020年和2021年，依然会是献礼片较为密集的两年，在疫情期间，由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担任总导演的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顺利开机，并力争在国庆档上映；而由腾讯影业、上影集团、三次元影业和阅文集团共同出品，黄建新监制并与郑大圣联合导演，为献礼建党100周年的《1921》则在今日开机。

　　从小人物回到大人物

　　十年前，《建国大业》为首的“三部曲”在创作上以多明星、大场面为主要特点，这其实和整个市场当时的商业片特点基本一致。在一个追求“规模”的早期阶段，市场想要迅速扩大，那么更具知名度的明星配上大场面是最迅速也有效的方法。在一个特定阶段里，这种创作方向实际上有一定的必然性。

　　2017年开始，市场对于高口碑高共鸣的电影需求量突然增加，在整个市场强调口碑和共鸣的大背景下，也倒逼着献礼片自我创新。

　　相比2019年国庆档“三片同映”的小高潮，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献礼片仍然面临着不小的市场挑战。这就决定了献礼片想要赢得市场青睐，就不能再局限视角。以《我和我的祖国》为模版的献礼片，突出小人物、高共鸣实际上是这几年整个市场的一个创作热点，这种献礼片的创作转向恰恰契合了整个市场风向。而以献礼片的发展角度来说，从明星云集的“大人物群像”到以小人物平民视角为核心的群众故事，已经完成了一次重大变迁。

　　但在重大历史节点“献礼”，“小人物”并不能完全成为所有献礼片都可以学习的主流，献礼片可能依然会回到“大背景大人物大事件”的叙事框架里，而跳脱出小人物、高共鸣之后依然能创作出市场认可的献礼片，某种程度上也是献礼片的再次创新，不断走向成熟的一个体现，并检验整个市场对于献礼片的认可度。

　　比类型化更重要的是共鸣

　　献礼片的变迁史，折射着市场商业片创作的变迁史。献礼片的商业化创作，和时下商业类型片的特点相吻合。

　　直到现在，谈到主旋律影片的商业化包装，一定程度上还是类型片技法的运用。但类型片的手法仅仅是讲述故事的“工具”，《我和我的祖国》《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之所以能够在市场突围，并不是因为类型片技法有多高超，而在于故事本身能够触达观众。

　　所以，对于献礼片来说，如何在类型化技法下讲述一个更共情的故事将成为这两年密集进入市场的献礼片的重要命题。

　　在新开机的《1921》中，电影将时间跨度浓缩聚焦在1921年前后，但却尽可能拉宽广度以国际化的视角来呈现青春励志的故事和热血激情的历史，希望能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观感，也带来当下的思考与共鸣。作为出品方代表，腾讯影业CEO程武在《1921》开机仪式上也表示：“希望通过《1921》这部影片，影视化的语言彰显出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去更好地展现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让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为之鼓舞。”创新，拉进与年轻观众的距离应该是主创团队的重要发力点。

　　除此之外，电影还运用了谍战类型片的元素进行商业化的包装。这其实也体现出这类献礼片在整个市场类型片需求和高共鸣情感需求都旺盛的情况下，如何与市场取得平衡的探索。

　　操盘，互联网影企走向舞台中央

　　献礼片之所以在这两年可以通过类型化创作获得市场认可，其实和背后推手的改变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去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提名最佳故事片的6部电影，累计票房达到了128亿。其中《红海行动》和《流浪地球》合计拿下了83亿票房，这两部电影的背后均是国企+民营影视公司+互联网影视公司的组合。

　　在《1921》曝光的幕后班底当中，腾讯影业是第一出品方，然后依次是上影集团、三次元影业、阅文集团。从最开始的联合出品，到现在，互联网影企正在不断走向舞台核心。

　　相比传统的主旋律商业片，献礼片在整合资源和整体协调上难度要更大，而具备生态资源的互联网影视公司实际上所承载的作用也在增强。去年，《我和我的祖国》，阿里影业、腾讯影业均参与其中，原本要在今年春节档上映的《紧急救援》，腾讯影业也是第四出品方。而这一次，《1921》对腾讯如何激活其生态资源为影片“破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