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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表达到传递民族审美理想,江南文化学者张永祎讲述旗袍“前世今生”
2020/11/14 19:13  新华报业网  

  “旗袍真正的迷人之处在于开放与含蓄之间的一种平衡与和谐。贴身的剪裁凸显着东方美人的婀娜身姿;领口、袖口、襟口的严密布防,又迎合了东方女性含蓄的自我表达方式。每个热爱旗袍的女性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尺度,不断寻找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契合点和平衡点……”11月14日举行的“百年旗袍与江南文化”讲座上,江南文化学者张永祎阐述了自己对旗袍美学的精妙见解。

  对于现代人来说,服装早已不只是御寒蔽体之物,而是特定时代的文化、美学、社会心理的浓缩性体现。张爱玲早就说过,“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是袖珍戏剧。”讲座上,张永祎详细介绍了旗袍的“前世今生”,包括从诞生、改良、走向繁盛乃至走出国门、深刻影响当代文化的发展脉络,洞窥旗袍与江南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审美理想之间千丝万缕的勾连。

  关于旗袍的起源,学界素有“旗人之袍”“旗女之袍”和古代的深衣等几种不同的见解,其中“深衣”是一种上衣和下裳相连在一起的服装。张永祎认为,不妨把这几种观点结合起来考量:旗袍的开襟方式继承了深衣的传统,即“右衽”的开襟形式;而晚清徐珂《清稗类钞》记录,“八旗妇女衣皆连裳,不分上下,盖即古人男子有裳、妇人无裳之遗制。”可见,旗袍来自于“旗女之袍”之说亦可以成立。

  不过,传统旗袍经历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改良,才最终达到了张永祎所形容的那种“开放与含蓄”的绝妙统一。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后,旗袍一下子成为女性们热衷的服饰。1920年l月18日上海《时报》载:“近来上海女界旗袍盛行。”旗袍为何成了“香饽饽”?一脉观点认为,旗袍是新潮女子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你男性可以穿长袍,我女性为什么就不可以穿呢?

  于是有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的盛极一时,这一时期奠定了旗袍在女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张永祎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旗袍之于女性的意义经历了从“追求男女平权”到追求“人体表达”的微妙转变。整个三、四十年代对旗袍的改造从未停止,尤其是在上海,旗袍的长短、开衩的高低、有袖与无袖、袖之长短等方面,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在两个方面:一是开衩。1933年,电影演员顾兰君首先在旗袍左襟开衩,连袖口也开了半尺长的大衩,这种“顾兰君式”的新潮旗袍,又立即成了沪上赶时髦女性的仿效。二是收腰。传统旗袍都是宽腰直筒式,上下一条直线。30年代初期,袍腰开始日积月累地收缩,这种收缩的成果就是勾勒出了女性玲珑有致的曲线美。

  阮玲玉

  胡蝶

  旗袍改良的过程中,“名人效应”不可小觑。上世纪30年代,在电影明星的带动下,上海滩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旗袍改良运动”。摩登女郎、社交名媛、电影明星、戏曲名角们在旗袍的式样上争奇斗妍,标新立异,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不断领导着旗袍潮流。影星胡蝶把旗袍改得很短,就有了所谓“蝴蝶旗袍”;沪上名交际花薛锦园率先穿上花边旗袍;名闻上海滩的姊妹花陈玉梅、陈绮霞穿着长至脚面的“扫地旗袍”。随着这种“偶像效应”的不断放大,许多人跟随模仿,各种新式旗袍争相流行。

  “西方文化涌入,对推动中国传统旗袍样式的改变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永祎说。“在欧洲,上世纪30年代女装的摆线一直很低,而腰线较高,我们看到从1932年起到1938年,海派旗袍一直追逐这样的风潮,长旗袍非常流行。上海名媛们还常常在旗袍外面,加上各式各样流行的西方时装,让文化混搭在自己穿着上变成现实。”

  除了著名的“旗袍控”宋美龄,海派作家张爱玲与旗袍的情缘虽不为大众所熟知,却可以帮助后人们更好地理解旗袍背后蕴含的文化与美学。张永祎甚至认为,通过张爱玲身着旗袍的照片,可以“一图秒懂张爱玲”。

  为什么这么说?看看张爱玲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就知道了。“她身着旗袍、手指腰间,下巴抬起,如临水照花人,叛逆、疏离,又落寞,冷艳中带着妖娆,繁华过后待遇沧桑,这中间有流年的暗香,也有岁月的苦涩。她生来就是为了穿旗袍的,旗袍做出来也好像就是给她这样的女人穿的。”张永祎说。

  张爱玲曾为自己常去的一家旗袍裁缝店“赐名”“造寸时装店”,可见她很明白旗袍是一种方寸间的美学。作为作家,她很喜欢写旗袍,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总是穿着旗袍,所有关于旗袍的风情韵致,都被她一网打尽,从面料到式样甚而衣角琐碎的声响都不放过。在她艳光流泻的生花妙笔下,每个女人的旗袍都是独一无二的,诠释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人生。她还喜欢穿旗袍,且穿得极有品位。1943年,她穿着“丝质碎花、色泽淡雅的旗袍,飘飘洒洒宛若仙女般地”去见《万象》杂志主编柯灵,不禁“让柯灵浑身震颤,犹如身处八级地震”。

  旗袍与张爱玲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张永祎如此总结:“一个洞明世事的女人,以一种不合群的姿态袒露着生命的特质,却逃不开世俗的篱棚,有时,也只能用旗袍来包裹,或者用旗袍来讲话。而在她的小说中,她仿佛手拿着绚烂陆离的颜料盘,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任务,通过画龙点睛般的色彩点染,描绘出一幅幅流动的旗袍风景。”

  虽鼎盛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但直到今天,旗袍的余韵仍未暂歇。无论是对当代的时装设计、时尚潮流还是影视作品创作,旗袍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曾说:“在我的晚装设计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中国的旗袍。”在国际四大著名时装周(即米兰、巴黎、纽约、伦敦时装周)上,旗袍经常会成为最具风情的中国符号。

  而在近年来的一些优秀影视作品中,人们则可以看到导演们对旗袍的运用如何巧妙地服务于剧情表达,成为理解作品内涵的一把钥匙。比如在有“旗袍影片”之称的电影《花样年华》(该片使用了数十套旗袍)中,旗袍时常是人物情感心理的外化:苏丽珍(张曼玉饰)所穿的旗袍,有漩涡状图案,有横向交错的棋盘,以及纵向条纹反差的花样,很好地传递了主人公那种心乱如麻、不知所措的迷乱之感。

  《花样年华》张曼玉

  《金陵十三钗》

  在张艺谋《金陵十三钗》中,旗袍又成了女性生命力和人格之美的象征。“当13位风尘女子决意奉献出自己时,影片突然出现了一组旗袍秀的镜头:只见她们穿着各色鲜艳的旗袍,走成一排,女主角玉墨拿个琵琶走在最中间,她们边唱边走,声情并茂。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导演要在这个时候插入这组镜头,从黑白转向彩色,甚至有点突兀。”张永祎说,“后来我想到,这其实是一种联想式的镜头,导演要充分展现这些女子的美,她们以献祭般的精神面对牺牲,她们以人性中的圣洁绽放光华,她们以惊天动地的壮举彰显大义,她们以有情有义的相助划破夜空,这是在极端环境中升华出来的极致人性,这是心灵深处无以复加的顶级之美,这也是在无限温暖中表现出来的挺身而出,旗袍这个时候肯定不是柔美者的象征,绝对是勇敢者的心灵!”

  如今,旗袍不仅仅是个人情趣、审美、人格的表达,也早已成了中国女性服饰文化最为耀眼的精华部分,直观地体着现民族文化的自信,也生动地表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张永祎介绍,譬如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北京8分钟”,中国旗袍温婉的情致和独到的韵味让全世界眼睛为之一亮。很多外国人异常激动,有的甚至专门找到张艺谋,说导演成功地勾起了他们想去中国的愿望。短短的8分钟竟能成为过目不忘的视觉盛宴,这就是旗袍等中国元素所彰显出的中国文化自信。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图片由演讲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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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顾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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