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绚烂华丽，个体默默自持。”这是著名作家鲁敏最新短篇小说集《梦境收割者》书封上的一句话。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勇敢、自持”成为鲁敏寄予“平凡个体”的理想，也是她在描刻了一张张“浮世绘”后，所郑重表达的一种文学意味的尊重和期待。在她笔下，焦虑和追逐拼接成表象元素：非典型的游泳池相亲姑娘，借助上山修隐来驱逐内心虚空的居士，大到社会小到家庭层面的“原子化”倾向，媒体人深入骨髓的“十万+”幻想，监控镜头下的宅男日常……可以说，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道细节，都在以“零时差”的方式与现实世界共存。

　　近日，《文艺周刊》就鲁敏新书对她进行了访谈。

　　记者：在这本小说集中，个体与时代之间那种微妙的断裂与错位，构成了一个个很有“嚼劲”的故事。您是怎么看待与书写这个话题的？

　　鲁敏：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痛苦其实都来自没能掌控好自己与时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节奏，但外部世界总是阔步猛进的，铺天盖地、如潮水般被推送到你面前的各种资讯，新闻更放大了人们心中的焦虑。我们现在的生活和20年前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被媒介过分地观照着，像超市货架一样，分类分层，贴标签，给你提出各种建议，告诉你，你被“内卷”了、被“996”了、被“工具人”了、被性别歧视了，等等，以及你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被外在的速度裹挟着向前走，外部的价值观往往覆盖和淹没了人们应有的独立思考和自我气质——但人们未必能时时意识到这种异化。

　　《梦境收割者》里的好几个故事讲的都是这种内外节奏的失衡。比如《火烧云》围绕上山修隐的居士展开，里面提到了一个现象：大家越焦虑、越痛苦，越喜欢上山找居士倾诉，还有人从中发现商机，搞了一所灵修学院，在郊区置了片地，开设大师班、精进班、普照班，学员在这里种田和冥想。但这真的是通往精神安放的途径吗？还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动作性”自我安慰？

　　还有一篇小说，里面那个怀揣“十万+”点击量目标，去调查女孩自杀原因的媒体人，他的每一句询问、每一次心理活动都在有意无意对标彼得·海斯勒《寻路中国》这样的爆款非虚构，真诚但世故地想把女孩的自杀和某个既抓人又不落俗套的标签“对上”，从而获得人们的流量与呼应——这又是媒介对人的异化的例证。

　　记者：确实，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些媒介“投喂”给我们的“奇观消费”，却鲜少有人质问：媒介对热点的追逐是否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社会和人性的理解？是否反而扩大了我们的焦虑？

　　鲁敏：一个女孩为何自杀，因为原生家庭？因为心理创伤？因为所谓裸贷或就业问题？当新闻事件发生后，急吼吼地套用各种既成的模板和标签去归因，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各种跟进，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我作为写作者，恰恰想追问：经过媒介和理论所解释的真相一定是真相吗？当然，反过来，媒介也是为了迎合读者的焦虑期待——人们希望看到“奇观”，来满足猎奇心理，同时希望它能折射我们的困境，以此获得短暂的抚慰与“群体感”。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格外需要“葆有自我”的定力，要过上一种独立自持的生活，不要被流量带跑偏，要有意识地拒斥媒介的过度观照、过分干扰。在日常生活里，值得尊敬的也正是那些敢于逆流而行、按照自己的速度和方向来行走的人。

　　记者：书中写了媒体人、相亲者、出租车司机、宅男职员，组成了这个时代的众生相。这些故事的灵感来自哪里？

　　鲁敏：一些故事来自道听途说，比如一条朋友圈、一次闲聊，或是一则新闻，都可能触动我，使我觉察到它背后的意味，接着构成某个故事的“线头”。这也是我喜欢写短篇小说的原因：我想做一个热乎乎的“肉包子”，它的“馅儿”可能就是一条热搜，我用虚构和想象把它“包”起来，写一些带有民风民情意味的街头世俗故事。

　　比如《赵小姐和人民币》这篇，这个故事起源于我同事随口说的她母亲在清凉山捡毛栗子的事情。捡毛栗子这件很闲情逸致的事情，在我看来蕴藉着“时间”的母题，于是我借赵小姐的视角展现了两种对待时间的方式：一贯热衷于关注奢侈品和财富的赵小姐，心血来潮跟老太太去捡毛栗子，她突然想到，在她呆呆地等着毛栗子落下的时间里，更多的人在等车、等人、等股市、等行情、等方案，等着几十亿几十亿的人民币去发生汹涌的山崩地裂般的交易与流通。虽然这一刹那的顿悟没能改变赵小姐与人民币的纠缠关系，但文学把它定格下来，却可能给读者提供另一种看待生活的方式。

　　记者：这两年您借调到北京工作，在北京的这段生活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鲁敏：有一定影响。作家的虚构艺术和他／她的生活本身密切相关，一切文学都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在南京时，我身边多是和我差不多年龄和阶层的人，到了北京之后，由于租房生活，我周围接触的多是年轻的“北漂”，他们作为时代最前沿的触角感受到了更多的压力和焦虑。在北京期间所遇见的这些年轻一代的人和事，残酷地讲，很有“文学性”，具有“审美”感。这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审美感，而是说，人和生活的这种关系，是值得尊重和期待的，在种种充斥着拧巴错位的戏剧中，寄寓着人的意志和梦想，也有人性的缺点和悲哀所在，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的组成部分。文学就是要书写这一切。

　　记者：和您的上一部长篇小说《奔月》相比，这部短篇小说集重在展现现代人生活中的某个片段，灵活轻巧、戛然而止。您是否担心这些故事会成为“茶杯里的风波”？

　　鲁敏：我认为“茶杯里的风波”是一个中性词。我们一贯的文学传统是喜欢那些事件重大、体量宏大的作品，但我们的人生恰恰是由一个个细节和断面构成，对于微小之物，我一直很把它当回事。有次我们一帮七零后作家坐下来谈文学审美，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微物之美”或者说“微渺之美”：谁说一朵小花就比不上一棵百年老树？“小”一样值得作家强调和唤起，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文学主张。更何况，一个个微渺的故事连缀起来，同样可以接通和感知到大时代的体温。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