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讯 12月29日是南京长江大桥恢复通车一周年纪念日，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桥记忆》读书分享会在南京晓书馆举行。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鲁安东，书籍设计师曲闵民等多位嘉宾一起做客南京晓书馆，分别从建筑、设计、文化等不同维度分享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大桥记忆。
作为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一度是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标杆，是“争气桥”。
也正因为这座大桥的意义之重大，引起了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鲁安东的兴趣，2018年，在南京长江大桥恢复通车之际，由他策展的《南京长江大桥记忆计划》在南京与伦敦两地展出，并一举捧回了伦敦设计双年展特别荣誉奖。和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在鲁安东眼中，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媒体建筑”。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绘画上的、照片中的、乃至印在被面上、镜子上、脸盆上的南京长江大桥角度都差不多？只是因为那样的角度可以拍全大桥么？
并不是那么简单。鲁教授解释，因为长江大桥这样的标志性建筑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保留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与文化符号，因而它就构成了一个不可见的空间规则。
“很多对象都自带规则，这个规则是约定俗成的。”鲁教授解释，就像我们看古代帝王的像都是正面画，如果画个后脑勺你就觉得不对。大家觉得特定的某个角度看长江大桥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对的，这是因为南京长江大桥在媒体传播中建立起了一个“合法性”。
在他看来，南京长江大桥的传播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它建筑本身的物质性更重要。他讲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那就是很多来到大桥参观的人往往选择到大桥照相馆去和大桥的布景拍合影，因为到大桥上反而无法拍到最理想的角度。
“许多中国人其实并没有到过南京长江大桥，而是通过它的图像来认识它、感受它，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全国人心中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存在媒体空间里的。”鲁教授说，只有当南京长江大桥是个媒体现象，它才可以通过大众传播抵达一个前所未有的数量的人。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的纪念碑可以像南京长江大桥那样抵达地域范围如此之大，有如此多的人群，以亿为单位的人，这是在任何真实的建筑都达不到的。”在他看来，因为南京长江大桥是图像传播的，因此它可以出现在镜子上，出现在结婚用的喜被上，出现在喜糖的糖纸上，出现在洋河大曲的标签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来讨论大桥的记忆。我们说的其实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一种文化传播，而不仅仅是对真实的物质的建筑记忆，那只是整个记忆的一小部分”。
2018年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50周年，除了鲁安东教授策划的展览，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桥记忆》则通过大量历史影像，展现从国家到社会，从集体到个人，南京长江大桥作为历史和时代见证的特殊角色。大到一幅摄影、绘画作品，小到一张票面、化妆镜，本书的所有内容都唤起了读者对那个“所有能想象到的东西几乎都有大桥身影”的中国记忆。
设计师曲闵民介绍，《大桥记忆》在编排上，强调历史和现代的变换和对比。黑白照片和纸张处理逼真地还原历史，特别是收录的南京长江大桥设计图，泛黄草图形态旁还特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工老师手书美术字，给读者进入过去时光的代入感。
鲁安东教授也趁机透露了一个大桥设计上的“秘密”。大桥为何要用玉兰灯？那是当初周总理定下的，是和天安门广场玉兰灯一样的。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桥头堡上还有大喇叭，广播中央的重要决议，因此，从政治文化意涵上大桥也可以看作是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分身”。
另一个“秘密”是，桥头堡下为何要设计不符合工程力学的“三重门”台基（音）？鲁教授说，这从建筑学上并不符合结构力学，但只有有了台基，才会有中轴线，桥头堡的中轴线穿过三个门框，当你步行穿过那三重门，两旁是颇具仪式感的玉兰灯，它让你感觉走在大桥下面仿佛进了一座神庙，这就让大桥有了纪念性建筑的特征。
交汇点记者 徐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