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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事关生死的三次“重要对谈”
2020/05/25 23:07  学习时报  

  上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重要的历史关头:从世界战场而言,反法西斯战争随着1943年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已发生历史性转折;就中国战场而言,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此时,毛泽东高瞻远瞩,不仅运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问题。他在三次“重要对谈”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都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三次“重要对谈”,即:“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

  第一次“甲申对”:毛泽东致函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1944年3月,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郭沫若撰写的纪念明朝和大顺王朝灭亡三百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的毛泽东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年11月,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第二次“窑洞对”: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1945年7月初,党的七大刚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位先生访问延安。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会见了丁玲、陈毅、范文澜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2000人发展到5万人的巨大变化。在5天考察期间,中共领导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第三次“赶考对”: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怎样才能防治腐败?毛泽东的上述两次对谈实际上给出了答案。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这两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个思想的发展就是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可视为两次对谈内容的提升。在党中央由西柏坡到北平城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

  (摘自《北京日报》2018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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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顾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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