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丨一次难忘的采访

　　文/陈虹

　　那是五年前的一天——2017年10月8日，我随《戏剧大师陈白尘》摄制组来到位于上海浦东的东方医院采访秦怡阿姨。她因为前些日子不小心摔断了腿骨，正在这里住院治疗。

　　《戏剧大师陈白尘》是南京电影制片厂为纪念父亲110周年诞辰而制作的一部电视纪录片，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内容，便是展现抗战时期山城重庆的戏剧运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一片白色恐怖，原本轰轰烈烈的话剧舞台顿时陷入沉寂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名为中华剧艺社的民营剧团宣告成立了。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是：以话剧为突破口，继续坚持斗争。

　　该时父亲是剧团的领导人之一，而秦怡阿姨则是剧团的主要演员。为此，片中这段历史的讲述非她莫属，更尤其是当时的健在者已寥寥无几。

　　陈虹和秦怡

　　电话是前一天打的，约好了次日上午10点见面。由于医院严禁采访——几天前去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阿姨时，就碰了个大钉子。门卫一见我们扛着大大小小的机器，不容分说地硬是将我们死死地拦在了大门外。于是这次的采访便改变了计策——大家“化整为零”，将机器一一拆散，分别装在各自的提包中，待一个个顺利通过安检后，再于楼梯拐角的隐蔽处“化零为整”。

　　秦怡阿姨的女儿斐斐姐已在病房门口等候我们了，她抱歉地说道：“请稍候，妈妈需要化一下妆。”这的确是秦怡阿姨的性格——她永远都是将最为美丽的一面展露在大家面前。

　　进得病房，我一下子愣住了。不是因为她的消瘦，而是因为她的虚弱——一床白色的薄被盖在她的身上，秦怡阿姨静静地躺在那张四面围着栏杆的病床上。她在对我们笑，却不能抬起身来……我急忙扑上前去，除了内疚，还是内疚，真不该在这时来打搅95岁高龄且伤痛在身的她！

　　论起父亲与她的关系，除了故交，还是邻居。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们两家同住在上海复兴西路44弄，我家是7号，她家是2号，我与她的儿子小弟同龄，从小一起长大。秦怡阿姨看见我，立即伸出手来，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为了不引起丧子的悲痛，我急忙打断了她的话头。

　　秋日的阳光洒满了整个病房，也洒在了秦怡阿姨身上。她依然是那样美丽端庄，整齐的白发如银丝般闪亮，慈祥的面容如孩童般清朗。

　　“开始吧，咱们抓紧时间……”秦怡阿姨微笑着向大家点了点头，她明白了我的心意，便直接转入了正题。

　　“中华剧艺社是民营剧团，其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国民党政府的束缚。筹备期间虽说周恩来同志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拨了3000元的开办费，但依然是穷啊，只能在重庆南岸的苦竹林找了个农舍暂时住下……”秦怡阿姨开始了她的讲述，缓缓地，轻轻地，但字字清晰。

　　“用破板子钉起来，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每个房间里放上十几张竹床，竹床与竹床之间只留下一条窄窄的缝。人呢，只能侧着身子慢慢挤进去；行李呢，也就是几件衣服，裹成个小包放在身边……”病房里静悄悄的，只有摄像机在轻轻地转动。

　　“至于吃饭，那就更简单了。大锅饭，大家围在一个桌子上。我动作慢，等我端起饭碗时，别人早已噼里啪啦吃完了，就剩下一点菜汤。不要紧，菜汤泡饭同样好吃，咕噜咕噜一口气吞了下去……”她边说着边比划起来，兴奋的红晕渐渐漫上了她的面颊。

　　“你们觉得苦吗？”

　　“日子是苦，而且苦得不得了，但是我们高兴啊！有个叫熊辉的女演员，我们两人是好朋友。怎么面对这饥肠辘辘的日子呢？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两人交流时不许说话，只许唱，把要说的话，都变成歌唱出来，谁要是忘记了，就算输了。”

　　秦怡阿姨接过我递上的茶杯，轻轻地呡一口：“还要听吗？好，那就再讲一个……”标准的普通话，略带一点南方口音，既亲切又温柔。

　　“我们十多个人既是编、导、演，又是炊事员、采购员，还要兼管化妆、服装、道具。每天清晨四点，值班的就要挑起担子到四五里地外的镇上去买菜，回来后还要烧饭、洗涮、打扫房间。但是每到晚上，便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候，坐在木板房的前边，读书，念剧本，分析角色，互相出点子。白尘同志最擅长讲故事，他把许多知识传授给了我们……”

　　“……有一天辛汉文来看望我们，见大家太苦了，丢下一些钱，让我们打牙祭。那天轮我去买菜，天不亮就出发了。走走走，下雨了，那时我还小，只有十几岁，挑个担子，把买来的肉放在里边。哪知道田埂又湿又滑，一不小心，摔了一个大跟头，那些已经被切成一块块的肉也不知道都飞到哪里去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声哭了起来，怎么办，怎么办啊？我不死心，卷起裤腿下到田里去摸去找，最后居然让我给找到了，一块，两块，三块……回到家，厨艺精湛的程梦莲大姐烧出一碗油汪汪的红烧肉，那个香啊……哪知就在这时，咚咚咚，飞机来轰炸了，大家慌忙钻到桌子底下，头进去了，屁股还在外面……”

　　“那碗红烧肉呢？”导演小解已经忘记了拍摄，忍不住开口问道。

　　“落满了尘土，成了一碗黑泥团了！”

　　陈虹探望秦怡

　　笑声回荡在病房内，久久没有散去。斐斐姐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话：“妈妈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是啊，抗战期间的艰苦卓绝，在她的嘴里变成了不值一提的往事；话剧运动的筚路蓝缕，在她的口中变成了甜蜜美好的回忆。“中华剧艺社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阵地，我们抗战的武器，我们的艺术理想！”这是秦怡阿姨的总结，也是她对那段难以忘却的历史的总结。

　　中华剧艺社的开锣戏，便是由父亲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大地回春》。秦怡阿姨回忆道：“我在这个戏里扮演黄树蕙，一个努力挣脱封建家庭束缚的女青年。那个时我才19岁，从没穿过高跟皮鞋，也没穿过时髦的旗袍，结果不会走路了。一上台，要么两只脚一齐蹦跶，要么同手同脚一边顺。我央求应云卫，导演您换个人好吗？哪知他不住地摇头，不换，永远不会换，这个角色就是你了！”

　　这就是秦怡阿姨走上舞台的第一步，后来她和舒绣文、白杨、张瑞芳一起，被公认为大后方话剧舞台的“四大名旦”。

　　在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里，中华剧艺社紧紧地跟随着中共南方局，将重庆的话剧舞台重新点燃起来，将大后方的戏剧运动推向空前未有的高潮。但是作为其中的一名重要成员，秦怡阿姨并没有讲到自己。在我们一再追问下，她轻描淡写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次演出由陈白尘编剧、应云卫导演的《结婚进行曲》，我扮演女主角黄瑛。台下黑压压的一片，都在坐等大幕拉开。但这时的我却在后台急得转圈子——嗓子突然失声了。喝了一杯又一杯胖大海，还是不见效，我哭了。‘老应啊，只能让观众退票了……’我对导演说。但他坚定地摇了摇头，‘要相信自己，哪怕用气声，也一定要坚持演完。记着，观众是冲着你来的，是冲着中艺来的！’就这样，我用沙哑得几乎是听不清的声音，将戏从头到尾演完。真没想到，观众是那么可爱，不仅没有一个喝倒彩的，整个剧场安静得连我自己的心跳都能听得见……”

　　周围没有一点声响，连摄像师也忘记了手上的操作。我偷偷地擦去了眼角的泪水，明白了什么叫“精神”，什么叫“理想”。望着她那优雅而圣洁的面容，我更明白了，秦怡阿姨的美为什么会打动那么多人，是因为这里面包含着她的坚韧与顽强。